“時間就是金錢”，是1981時主持深圳蛇口工業區開發的袁庚提出來的口號；“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是1989年北京大學歷史係教授羅榮渠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的標題。讀者們可能會覺得奇怪，這兩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我把它們列在一起做什麼？我覺得它們關係非常大，能夠說明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許多政
府官員和學者都在利用自己的所長探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企圖從實踐到理論的不同層面來回答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正是這種多方面的探討，為90年代初我國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奠定了實踐的和理論的基礎。
袁庚先生提出“時間就是金錢”後的幾年間，社會上對這句話的非議一直不斷。由于有人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口號”，袁庚一度還讓人把這塊標語牌悄悄撤下來。今天看來再普通不過的一句口號，當年引來那麼多的是非，只能通過當時的歷史背景來題解。18世紀時美國的富蘭克林就曾大力強調過。1748年，他在《給一個年青商人的忠告》中，說下了這麼一些話：
切記，時間就是金錢（TIME is Money）。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十先令，那麼，如果他這天外出或閒坐半天，即使這期間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認為這就是他全部的耗費；他其實花掉了、或應說是白扔了另外五個先令。
切記，信用就是金錢……
一個半多世紀後，即20世紀初，當馬克斯·韋伯研究資本主義的精神動力時，大段引用富蘭克林的論述（包括上引這段話），來說明清教倫理如何有助于或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產生。要把這麼一種口號用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其中的理論難度可想而知。
當然，袁庚不一定知道富蘭克林和韋伯說過這些話，他只不過是按照自己對香港的認識，按照當時蓬勃發展的蛇口工業區的精神提煉出這句口號。但無論如何，敢于提煉出這樣的口號，而且敢于把它拿出來挂牌宣傳，是需要堅定的信念和驚人的膽識的。一直到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時肯定了這句口號，各種流言才終于歸于沉寂。事情出現這樣一種結局，可能主要還不是依賴于理論上的繁瑣論證，而是借助了改革開放的春風和鄧小平本人的崇高威望。
我想，鄧小平同志這時可能對此類問題已胸有成竹。這種思想的明朗化，就是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的“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市場經濟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等等論斷。
現在回顧起來，上世紀80年代中國各個階層中有許多人都在探索中華民族的強國之路。只不過80年代初人們在理論上的認識程度還比較有限，還不可能像鄧小平在南巡講話那樣清晰地表達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在深圳設試驗區之前，一些不成熟的嘗試就有了。1976年底，受交通部之邀，丹麥船廠派人赴上海參觀造船廠。結果發現，上海造船廠12000人，每年只能造2條萬噸級船，而丹麥的寶隆洋行下屬的造船廠僅1700人,每年造12條萬噸級船。交通部長葉飛將軍聽後很震驚，當即找來袁庚商量，準備將上海造船廠的管理權交給丹麥人。
實踐方面的探索困難重重，理論方面的探索也飽受壓力。這裏暫不談經濟學界本來就有一些人是主張搞市場經濟的，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探索早在進行，即使是在其他學科中，也不乏這樣的學者。這當中，最突出的，我認為有北京大學歷史係的羅榮渠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他放下了多年的學術愛好（美國史）轉攻現代化理論，經過多年努力後，他基本上完成了把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改造成中國的現代化理論的工作。這集中體現在他于1989年發表的《論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中。這篇文章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解答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異同問題。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
在同一生產力水平和條件下，社會形態可以是多模式的，發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但這絕不是說，歷史發展是漫無規律性的，因為社會生產力限定了其發展的客觀物質界限，而生產關係在大的方面也總有這樣或那樣的相似性。
結合羅榮渠先生在該文其他地方的論述，他通過這段話表達的是這樣兩重意思：（1）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類似的生產力可以建立起不同的生產關係，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發展道路；（2）由于生產力的類似性，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不同的生產關係不可能完全不同，而是在許多方面有這種或那種相似性。羅榮渠先生為此承受過巨大的壓力。好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春風強大無比，黨中央改革開放的決心堅如磐石，袁庚先生也好，羅榮渠先生也好，還有無數的改革開放的探索者，都先後度過了自己的艱難時刻。我國千百萬人民在上世紀80年代的實踐和理論探索，為90年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王加豐/浙江師范大學歷史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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