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偏執發展到嚴重程度時，導致犯罪的幾率也逐漸增大。我們不能認為偏執的人都會實施犯罪，但是，報復施虐者均具有偏執心理，這是不爭的事實。犯罪人的報復動機往往起源于私憤，但其報復目標並不僅限于“利益直接相關人”，而出現報復目標泛化的趨勢，進行“無差別傷害”。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相當大的
●在現代社會，關注人的心理需要不亞于關注物質的需要。人的“心理貧窮”同樣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對于某些犯罪動機，我們特別要注意不要以“一般的社會理由”遮掩“個性中的問題”。面向公眾的心理咨詢應當增強科學性，國外已經開始研究的“人生危險性評估”（或稱“危險人格評估”）也應當在我國起步
●維護社會穩定也是每個公民的責任，社會大眾應當更加理性地面對各種矛盾糾紛和利益衝突，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以理性的姿態積極預防和化解可能存在的種種不和諧因素，增進相互理解和包容，妥善處理好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從而促進社會穩定
楊佳惡性襲警案發生後，許多善良的人們百思不得其解，楊佳為什麼會對民警具有如此“深仇大恨”，作出如此瘋狂極端的行為。經偵查，上海市公安機關對外公布襲警案的案發原因是：2007年10月犯罪嫌疑人楊佳來滬期間，曾因為所騎的自行車無牌無證被閘北警方盤查並詢問。此後楊佳多次投訴，並向公安機關提出賠償要求無果後制造了這一慘案。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鑒定認為，楊佳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據為楊佳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介紹：楊佳有偏執人格。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會碰到具有偏執型心理的人。據相關研究，偏執型人格的特徵是：廣泛猜疑，常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或無足夠根據，懷疑會被人利用或傷害，因此過分警惕與防衛；將周圍事物解釋為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陰謀”，並固執地極度誇大；易產生病態嫉妒；過分自負，總認為自己正確，若遇到挫折或失敗則完全歸咎于社會或他人；好嫉恨別人，對他人不能寬容；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合理的“權利”或利益；忽視或不相信與其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觀證據，因而很難以說理或事實來改變其想法。當然，偏執也有程度之別，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偏執型人格除了對一點或幾點問題的極其固執外，在其他方面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兩樣，即便是偏執型人格患者也具有完全的刑事責任。
隨著社會生活節奏的加快，心理問題已經逐漸引起社會的關注。例如，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偏執型心理會造成難于與人相處的狀態，其無論走到哪裏，總是把自己的猜疑、仇恨和固有的看法帶到哪裏。當偏執發展到嚴重程度時，導致犯罪的幾率也逐漸增大。我們不能認為偏執的人都會實施犯罪，但是，報復施虐者均具有偏執心理，這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預謀報復者，其行為具有計劃周密、手段狡詐、行為狠毒的特徵，常常表現為一種“冷靜的瘋狂”。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會在若幹時候遇到某些挫折、失敗甚至誤會，心理健康的人則會採取積極達觀的態度，冷靜地分析主觀客觀方面的原因，棄舊圖新向前看；但在偏執心理的支配下，在常人看來微不足道的事情，卻會成為糾纏不休的“死結”。一旦生怨便無休止地復制、擴大怨恨，甚至作出不可思議的極端行為。換句話說，在心理偏執的狀態下，正常人並不會“記仇”的小事，也會被無端地擴大為“深仇大恨”。
按照心理學的研究，人的行為並不是簡單的“刺激－反應”關係，新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托爾曼提出：“中介變量”是介于刺激與反應之間的一種變量，代表著反應的內部心理過程。無數事實都證明，相同的刺激作用于不同的人並不會引起相同的反應。關鍵是接受刺激的個體是不同心理類型和狀態的人，正由于不同的“中介”在起作用，表現出來的行為反應也截然不同。正常人可以淡然以對的小事，在偏執畸形程度不同的人身上會作出極端程度不同的反應。筆者認為，心理學更應當重視對有機體內部條件的研究。介于刺激與反應之間的“中介”是客觀存在的。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中介變量”雖然不能直接觀察、測量，但是通過實驗設計，加以數量化，就可以被人們間接地推斷出來。
在人的行為係統中，人的心理類型、價值追求各不相同，這是典型的變量；由于“中介”是變量，表現出來的行為也必定是變量。所以對于某些犯罪動機，我們特別要注意不要以“一般的社會理由”遮掩“個性中的問題”。在街頭遭遇民警的盤查甚至發生誤會，一時引起某些不愉快，是可以理解的；就常人而言，在提出投訴受到重視但未果時，也會審視自身的問題和原因，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化解。可正由于楊佳的偏執心理使然，報復的欲望不斷膨脹，半年之後作出了令人發指的暴行。犯罪心理學家李玫瑾教授說，“我認為楊佳有生理背景，也有成長背景，再加上他現在生活狀況不是太好。這三個原因都會導致他的人格問題。”人的心理健康是生物學因素、心理學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面向公眾的心理咨詢應當增強科學性，國外已經開始研究的“人生危險性評估”（或稱“危險人格評估”）也應當在我國起步。
在現代社會，關注人的心理需要不亞于關注物質的需要，人的“心理貧窮”同樣會影響社會的穩定。當心理上的“窮困”到了偏執、乃至只有所謂“仇恨”的地步，既害人又害己的極端行為必然出現。犯罪人的報復動機往往起源于私憤，但其報復目標並不僅限于“利益直接相關人”，而出現報復目標泛化的趨勢，進行“無差別傷害”。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相當大的。在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的大背景下，珍愛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人性的底線，對以滿足自身的“夠本”殺戮他人的行為必須嚴格防范，絕不允許任何超越法律之外的行為。維護社會穩定也是每個公民的責任，社會大眾應當更加理性地面對各種矛盾糾紛和利益衝突，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以理性的姿態積極預防和化解可能存在的種種不和諧因素，增進相互理解和包容，妥善處理好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從而促進社會穩定。（湯嘯天/上海政法學院發展規劃處處長、編審，上海市法學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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