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創造了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但同時也積累了日益突出的結構性矛盾。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以來，隨著全球經濟“再平衡”和結構調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得日益不可持續。中央指出，轉變發展方式刻不容緩。調整經濟結構，解決和消除經濟發展中的內外部失衡，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在世界格局大變革、大調整的今天，中國要以立足世界的眼光和智慧，審時度勢，積極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對外經濟戰略，在更高水平上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加快中國崛起步伐。

    中國經濟外部失衡與“美元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採取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採取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通過對外擴大開放，發揮比較優勢，以廉價勞動力參加全球生產分工，並以加工貿易為主帶動出口和經濟增長。政府制定各種優惠政策鼓勵出口，使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這樣的發展路徑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造成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結構性失衡：內部是投資與消費失衡，投資率過高，消費率持續下降。外部是內需與外需失衡，主要表現為我國長期保持對外貿易順差，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上升，2006、2007年分別達到19.3%和19.7%。2008年後，歐美主要經濟體衰退，外需銳減，我國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下滑，但中國出口仍然保持了較高的順差。

    中國經濟的外部失衡，突出表現為中國經濟對外需的過度依賴。197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佔GDP的比重僅為9.7％，1994年達到一個階段性高點42.8％，到2006年該比重更達到65.2％的歷史高位。全球金融危機後受外需減少影響，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2010年仍然在50％以上。同時，這一比重的下降並不是我們主動調整的結果，而是西方國家經濟放緩的外部強制力量所造成的被動下降。

    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特別是經常項目收支的不平衡。中國經常收支順差對GDP之比高達10％左右。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該比例仍然達到9.8％，遠高于同為出口大國的德國的6.4％和日本的3.2％。中國佔全球經常項目順差的比重達到23.4％，高于德國的12.9％和日本的8.6％，並超過德國和日本之和。從絕對規模看，2008年中國經常收支順差達到4261億美元，相當于美國逆差的60％。從歷史比較看，20世紀80年代日本作為全球最大的經常收支順差國，其時日本的經常收支順差對GDP之比約為3％－4％左右。中國當前的順差規模已經是日本的2－3倍。從這些數據看，中國的經常收支順差規模確實大到了驚人的程度。

    高速增長的貿易順差導致中國外匯儲備急劇增長，並出現加速增長的勢頭。2000年我國外匯儲備僅1656億，2006年首次突破1萬億達到10663億，2008年接近2萬億，2010年末達到28473億美元，到2011年3月已突破3萬億美元。在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再調整、特別是美元出現長期貶值趨勢的情況下，中國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面臨資本損失的風險。中國外匯儲備中70％左右為美元資產，我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持有者。而美國長期出現高額貿易逆差，美元自2002年以來累計貶值40％。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為刺激經濟復蘇，美國推行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財政狀況加劇惡化。美國政府負債總額已經突破14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90%，且仍保持快速攀升態勢。長遠看，美元貶值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美國通過貨幣貶值，可以輕松擺脫負債，而我們通過辛苦勞動和資源環境代價所積累的儲備財富卻在不知不覺中揮發，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性面臨巨大風險。

    不僅如此，中國保有巨額外匯儲備在資源配置和投資收益上也是得不償失的。中國一方面保持龐大的經常項目順差，同時又把積累的外匯儲備以購買國債的方式返回到美國等發達國家，積累起高額的對外凈資產，但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中國長期以優惠政策甚至以超國民待遇大量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有研究表明，外商在華投資年平均收益率在20%左右，但2002-2009 年間中國外儲投資的平均名義收益率為5.72%，如果考慮到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率還將進一步大幅縮水。這是中國對外經濟資源配置的扭曲，也是中國福利的重大損失。

    仔細審視中國面臨的對外金融形勢，實際上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已落入一個進退兩難的“美元陷阱”。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2009年發表的《中國的美元陷阱》中，描述了中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的困境：中國已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其中70％為美元資產。如果在外匯儲備資產中繼續維持或增加美國國債，那麼會面臨美元對一籃子貨幣貶值或美國出現通脹的風險，這無疑是中國所擔心的；但由于中國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國選擇實行外匯儲備多元化，拋售美元，必然導致美元迅速貶值，那麼馬上就將面臨資本損失。

    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雅克‧胡耶夫（Jacques Rueff）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針對後布雷頓貨幣體係的實質，曾經講過一個裁縫與顧客的故事。裁縫為顧客做衣服，賣給顧客後，再把顧客所付的錢借給這個顧客。然後顧客再用這筆錢回來向裁縫買新衣服，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胡耶夫說，如果我是那位顧客，這樣的好事我為什麼不幹呢？多少年來，中國與美國就反復重復著這樣的故事：我們為美國生產，美國支付美元，我們拿美元來購買美國國債或其它美元資產，美國再用我們借給的錢繼續購買我們的產品。如果沒有意外發生，或者中國不去刻意改變這樣的發展模式，我們對美國的債權將無休止地擴大，也就是美國將無限期地無償佔有中國人民的勞動和物質財富。

    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還增加了中國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在巨額外貿順差積累的情況下，人民幣承受升值的壓力。但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央行不得不頻繁幹預外匯市場，購進美元而投放人民幣，導致外匯佔款增加，從而使人民幣投放增加。這些增發的貨幣流向資產市場，導致資產價格上升，這就是外儲增加引起通脹上升的機制。蒙代爾在“不可能三角”理論中已揭示出：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者不可能同時滿足。因此，要維持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央行貨幣政策操作難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扭轉中國經濟對外失衡，走出“美元陷阱”，終結傳統對外經濟發展模式，避免中國在經濟上長期淪為被動和依附的風險，成為中國必須認真思考和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主動、適度、有序進行人民幣匯率調整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以及經濟實力的消長，總會導致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市場機制自發應對經濟失衡的方法，就是調整價格。在中國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持續增長且不斷累積的形勢下，無論是主動調整還是被迫調整，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可避免。糾正中國對外經濟失衡和經濟結構調整，根本的解決之道仍然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國際貿易不平衡在根本上是要素價格、資源稟賦、產業分工、儲蓄/投資結構的綜合和內在反映。但這並不意味著匯率對貿易失衡的調節不起作用。盡管匯率與貿易差額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線性關係，但匯率的浮動將直接調節國際貿易商品的比價，並反過來影響國內生產和投資結構的轉變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因此，匯率調節通過國內相關變量的調整，有助于經濟內外平衡的實現。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不少人擔心人民幣升值會打擊中國的出口，造成中國出口企業大面積停產以及失業增加。這種擔心至今似乎仍然是決策層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最大的顧慮。

    在中國經濟對外失衡的形勢下，我們實際上面臨著兩種風險的權衡：一是繼續維持較低的匯率，依靠價格優勢對中國低效的出口部門持續進行保護，那麼我們就永遠不能擺脫對出口的依賴，擴大內需和轉變發展方式就根本無從實現；更嚴重的是，我們還會繼續被綁在美國經濟的戰車上，永遠走不出“美元陷阱”，只能繼續以資源、環境甚至血汗為代價去累積大量美國和西方的債權，並將長期面臨美元貶值而導致重大財富損失的風險；一是允許人民幣升值，這或許會削弱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並可能使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或增加經濟波動的風險，導致延緩或中斷中國經濟發展進程。我認為前一種風險的威脅更大。而後者的風險更多地是一種理論推測和靜態的分析，而忽略了經濟的動態調整與相互作用，缺乏實證依據。換句話說，人民幣升值的風險可能被誇大了。

    從歷史經驗看，對人民幣升值的過分擔心實際上是多余的。其一，從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0％，但中國出口增速年均達到23％，是中國出口增速最快的一段時期。期間出口部門從簡單加工不斷轉向深加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產業鏈條也有所拉長，這說明出口部門對匯率升值的承受能力和應變能力在增強。其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為減少對出口部門的衝擊，中國採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稅率等鼓勵出口的係列措施，以減少企業出口成本。但出口企業因此而降低的成本很快轉化為出口價格的普遍降低，中國企業本身並未提高出口利潤。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時候，這好比中國給世界送了一份大禮。但即使這樣，2008出口增速依然明顯下降，2009中國更經歷了出口負增長。這說明在影響中國出口的眾多因素中，外部需求的影響最為顯著。中國的出口數量，主要決定于海外的剛性需求，而不是中國企業的供給因素。

    對于海外消費者來說，絕大多數“中國制造”並沒有替代品，出口價格取決于國內的生產成本而不是國外的支付能力。由于勞動力價格相差懸殊，“中國制造”的成本遠比西方國家低，甚至歐美等國家幾乎很難找到從事傳統加工業、制造業的勞動力。人民幣升值引起的成本上升，最終能夠向買家轉嫁。另外，從中國的出口結構看，加工貿易佔比50%左右，貨幣升值在提高出口價格的同時，也降低了進口原材料的成本，所以這一部分貿易對匯率升值的敏感度較低。

    值得指出的是，經過30年來對外開放的錘煉，中國出口企業不僅擁有明顯的價格競爭力，也積累了技術、管理經驗以及應對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可能會有部分產業轉移到其它發展中國家，但無論從勞動生產率水平、生產組織、基礎設施成熟度、市場化水平等因素，還沒有哪些國家能夠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作為具有市場優勢的制造業大國，適當提高出口價格對中國有利，人民幣升值不會削弱中國出口部門的競爭力並造成顯著衝擊。

    有人以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泡沫破裂及長期經濟停滯，作為匯率升值有害論的依據。這是只看現象不見本質。實際上1985年德、法、英國和日本一樣都簽署了廣場協議，都經歷了大幅、快速升值。1985到1987年日元對美元匯率最大升值99.78％，同期德國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鎊升值了66.98%。德法英三國並未出現泡沫經濟，可見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並不具有共性。也很難解釋，在廣場協議前後的1970和1980年代，在經歷了兩次日元大幅升值後，仍能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主要還是其它經濟政策造成的。主要是日本政府對日元升值的影響過于悲觀，認為升值將大大打擊日本的出口，並對國內經濟產生緊縮效應，因此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後，仍然採取了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特別是超低利率政策，金融機構貸款大量增加，大量過剩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釀成了泡沫經濟。

    在中國經濟發展新的階段和當前國際經濟調整的新形勢下，人民幣主動、適度、有序地升值，有助于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擴大進口，穩定出口，從而緩解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快速增加的局面。人民幣升值有助于我國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部需求和消費需求，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人民幣升值使我國等量的出口商品實現更多價值，從而有助于增加國民財富，提升國民福利水平。人民幣升值後，我國等量出口將能夠實現更多價值。長期以來，中國通過較低的匯率和勞動力、資源、環境成本價格，壓低出口商品價格，等于每年為世界提供了數千億美元的補貼，這實際是國民福利的巨大流失。人民幣升值後一些低水平、低附加值以及高資源消耗的企業會被淘汰，從而促使企業加大自主創新，實現技術升級，改變我國在全球分工中長期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地位，實現由低價取勝向依靠質量、技術取勝轉變，提升“中國制造”的附加值、品牌、和持久競爭力。

    我國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工業化、城鎮化處于快速發展階段，能夠持續創造巨大的內部需求，產業結構升級有廣闊的空間和潛力。我們完全有條件充分利用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好處，也有足夠的回旋空間來降低和消化升值帶來的影響。

    走向新平衡

    這是一個世界格局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最近世界銀行發布題為《2011年全球發展地平線--多極化：新全球經濟》的報告，指出隨著中國的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到2025年世界格局將完全改變，美國、歐元區和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三大主要“增長支柱”，人民幣將與美元、歐元一道成為世界主導貨幣。經過30多年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已經積累了較強的綜合實力，具備了向更高層次、更高水平跨越的基礎。而完成這一艱巨的跨越，需要有全局的戰略考量和科學的頂層設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國要以立足世界的眼光，以更大的決心、魄力和智慧，審時度勢，主動實施對外經濟戰略調整，促進中國全面崛起。

    “十二五”規劃提出，適應我國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轉變的形勢，要按照互利共贏原則，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推動外貿發展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提高、從成本優勢向綜合競爭優勢轉變，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為處理中國對外開放、解決中國經濟對外失衡、確立新型對外經濟關係提出了戰略方向。我們要進一步推進經濟金融改革，確立新型對外經濟戰略，推動中國經濟走向新的平衡。

    （一）堅持以互利共贏原則處理對外經濟關係。開展對外貿易、引進外資、對外經濟合作等都應堅持互利共贏原則，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促進技術進步、增進國民福利、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提高對外開放和經濟活動的效益和水平，一句話，不做虧本買賣。

    （二）終結出口導向，促進對外貿易平衡。從鼓勵出口的政策，向擴大進口、穩定出口的外貿策略轉變，減少或取消刺激出口的各項優惠政策，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更加注重貿易平衡。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擴大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積極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升出口產品的品牌、質量和檔次。積極擴大進口，增加先進技術、核心科技、關鍵零部件以及資源、能源、大宗商品、節能環保產品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發揮進口對宏觀經濟平衡和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取消給予外國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同時深化國內金融市場和投融資體係改革，使國內儲蓄能夠順利轉化為投資。

    （三）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主動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實行按照市場供求決定均衡匯率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最終目標應該是實現人民幣自由浮動。2010年6月，人民銀行宣布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當前我國採取的是參考一籃子貨幣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並通過主動管理控制升值的速度。在市場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條件下，人民幣單向緩慢升值，將加劇投機資本流入，導致資產泡沫。因此，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還需要與經濟結構調整、貨幣政策調控及金融市場化改革協調推進。從長期看，人民幣要實現自由浮動，由市場供求發現和決定“均衡”匯率。在自由浮動匯率下，人民幣匯率可能大幅波動，並帶來較大市場風險和金融風險。但這一步遲早要邁出！在全球化的今天，無論是否情願，我們都已無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的進程中，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轉移的，不可能永久地通過制度屏障與國際風險隔絕。因此要積極推進國內市場化改革，為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創造條件。

    （四）加快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進程，讓人民幣在更大范圍內發揮更積極作用。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人民幣在未來成為國際主導貨幣是必然的趨勢。美國憑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特殊地位，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不顧各國反對，肆意推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無節制地擴大政府債務規模，嚴重損害了各國特別是我國的經濟利益，國際社會要求改革國際貨幣體係的呼聲日益強烈。當前，中國經濟穩定快速增長，人民幣幣值穩定，各國對人民幣信心加強。從長遠看，人民幣應該也必須在全球范圍內發揮更積極作用，並應向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方向努力。

    在現階段，我國應順應時勢，著力加快人民幣區域化步伐。以我國主要貿易夥伴為重點，從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逐步將人民幣作為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雙邊貿易的結算貨幣。允許境外人民幣貿易融資，推動人民幣出口信貸業務發展。結合對外援助，設立人民幣投資基金、人民幣貸款和以人民幣形式的對外援助。擴大人民銀行與海外各國央行人民幣互換計劃。同時按照“主動、漸進與可控”的原則，逐步開放人民幣資本帳戶，加快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進程。

    （五）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要支持和引導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開展境外投資，拓展國際化經營空間，擴大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並更有效地利用國際資源，提高資本利用水平和對外投資效益。努力培育和打造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大型跨國企業和跨國金融機構，支持國內企業收購兼並國外資源類和高技術企業，加強與國際資源類、高技術企業集團的跨國合作，在降低儲備資產風險的同時，提高我國資源供給的安全性。

    （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發展服務業是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也是調整中國經濟對外失衡的重要舉措。2009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僅為42.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個百分點，甚至比低收入國家水平還低4.9個百分點。這也說明我國發展服務業潛力巨大。提高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可以緩解我國第二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從而減少對外需的依賴。同時，發展服務業能夠吸納大量就業人口，顯著增強我國應對外部需求波動的能力。發展服務業有助于擴大居民消費，滿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要大力發展商貿服務、休閒旅遊、文化創意等生活性服務業，加快現代物流及與先進制造業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和高技術服務業發展，推進服務業規模化、品牌化、網絡化經營，不斷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

    高德勝  作者單位：中國銀行總行公司金融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