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這個歷史上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行發起召開的國際會議，也是一個多邊對話交流的國際舞臺。在會議期間，率領中國代表團與會的周恩來總理會見了日本代表團團長高碕達之助。這是二戰結束後中日兩國政府高層官員的第一次重要會晤，具有開創先河的重要意義，為中日關
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總理運籌帷幄 廖公穿針引線
1954年12月7日，日本吉田內閣宣布總辭職。12月10日，主張實行“自主國民外交”並致力于改善對蘇、對華關係的鳩山一郎組閣。對于日本政局的新變化，中國方面確定了發展中日兩國人民之間友好、逐步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的方針。12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論日本和中國恢復正常關係》，對鳩山內閣願意發展中日關係的態度表示歡迎。1955年2月，鳩山內閣同意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日本，促進了中日第三次民間貿易協定的簽訂。
萬隆會議前，毛主席批準的出席亞非會議方案中，確定在會外做日本代表團的工作，爭取解決貿易代表團未能解決的問題，為開展業務關係建立基礎。周恩來總理認為廖承志最勝任這項工作。中國代表團抵達萬隆後，廖承志就多方尋找與日本代表團接觸的機會，很快選定早先就認識的日本外務省中國課長岡田晃，會議期間他擔任日本代表團翻譯。
在緊張的會議日程中，廖承志與岡田晃幾次接觸，想方設法安排周恩來與高碕達之助進行了兩次會見。第一次會見是4月18日在豪曼飯店進行的，這裏距離會議現場獨立大廈不過百步之遙。按事先安排，周恩來和高碕在萬隆會議開幕式之前同一時間分別到達飯店大廳。首次會見約定再次舉行會見，由廖承志和岡田晃就會見時間和地點等細節進行協商。
實現秘密會見 顯示外交智慧
據岡田晃回憶：第二次會見是1955年4月22日。清晨6時，廖承志專程去飯店接高碕和岡田。汽車向萬隆郊外疾駛，中途又換乘另一輛在郊區等候的汽車前往會見地點。
會見開始時氣氛有些緊張，為創造輕松氣氛，周恩來先談起自己在日本留學時代的事情，說最初不懂日文，卻能通過日文中的漢字從報紙上了解日本和中國的政治動向。周恩來說，中日兩國1000多年來都使用相似的文字，想必高碕先生也能讀中國報紙上的漢字。然而，中國今後想實行簡化字，聽說貴國也搞了簡化字。中日兩國間應統一簡化字，以便把中日兩國的文化遺產保存下來。
雙方就建交存在的困難和障礙交換了意見，並在進一步擴大通商方面形成一致看法。雙方還決定今後繼續討論這些問題。高碕表示，（當時）日本還被美國佔領著，日本政府還不能像中國政府所希望的那樣去做。擔任翻譯的岡田把“日本還被美國佔領著”翻譯成“日本是受美國指導的”。參加會見的廖承志立即用日文插話說：“剛才說的是被佔領”。周恩來表示相信：“日本國民要求獨立的心情對政府會有影響的，日本一定要從半佔領的狀態中解脫出來。”那句不準確的翻譯，成為一段至今也耐人尋味的插曲。
支持日方提案 譜寫友好篇章
上世紀50年代的日本剛剛回到國際社會，由于過去的侵略歷史，與會代表對日本代表都很不信任，他們關于和平宣言的提案幾乎無人問津，使日本代表團非常苦惱。周恩來與陳毅、廖承志等研究後決定支持日本代表團提案，表達了中國政府願與日本政府合作、求同存異解決國際問題的誠意。日本代表團關于和平宣言的提案在大會上獲得通過，成為日本在萬隆會議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有助于改善日本的形象。
高碕後來深情地撰文《在亞非會議上見到周總理》，文中寫道：“在這次會議的和平促進委員會上，日本希望能在萬隆提出一項和平宣言。由于遇到很多方面的問題，日本的提案一直未能通過。對此，周恩來總理說，日本關于和平宣言的提案如能在會上一致通過，中國可以撤回自己的提案。這樣，日本提出的和平宣言在萬隆會議上終于經表決獲得通過。對于日本提案最先表示讚成的是周恩來總理。”
高碕與廖承志談到亞非會議對他產生了巨大影響：“萬隆會議使我的一生發生了轉變。我對政治外交產生興趣，實際上是從這次萬隆會議開始的。”50年過去了，萬隆會議所倡導的原則和精神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面對中日關係近來出現的困難局面，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和有識之士用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的理念在萬隆會議期間實現的會見與合作，將激勵中日兩國政治家和人民拿出智慧，化解分歧，克服困難，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人民日報》 (2005年04月26日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