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如何共同研究歷史？
把歷史問題交給專家小組去研究，可以使這一問題更為理性地得到處理，討論議題和涉及問題也可以更為廣泛，是比外交磋商更靈活和更深入的一種解決途徑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梁雲祥、駐東京記者吳谷豐報道 按照中日兩國外長在5月7日亞洲會議上達成的共識，在歷史問題上將成立一個由雙方人員組成的聯合小組來
共同進行研究，這一聯合小組的模式在今年年底前即將確定。
這一小組組成如何、怎樣運作，針對這些問題，本報記者5月10日電話採訪了日本外務省報道官千葉明。千葉明表示，日方小組人員的選擇權和決定權基本掌握在日本外務省，參加研究工作的大部分將是學者。
從近代史研究入手？
日本右翼編撰會的教科書歪曲侵華戰爭的歷史，是這一輪中日摩擦的關鍵性導火索。聯合小組將由哪些人員組成以及如何運作，會直接關係到中日之間在歷史問題上的共同研究結果，其運作進程也將直接牽連到兩國關係的發展。
針對本報記者的提問，日本外務省報道官千葉明的回答十分謹慎。他說，目前許多細節問題還沒有決定。其中關鍵的共同研究的歷史范圍問題，目前也尚未確定。由于日中兩國共同歷史有兩千年，比較漫長，有人提議從近代史研究開始著手，但這只是個提議。千葉明表示，由于中日共同研究歷史的提議是日本外務省提出來的，日本外交部門將全力負責之後的相關事宜。
中國方面一些學者及外交界人士也認為，目前來看，因為這一小組是由兩國政府出面決定設立的，所以估計仍然會由兩國的外交部門牽頭，但具體的組成人員估計是一些研究對方國家的專家學者，特別是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具體的構成，估計會先由中日各自推薦提出自己的人選，然後再徵求對方意見。
右翼分子不太可能擠進小組
關于共同研究歷史問題的日方可能的人選是難以預測的。有學者指出，日中雙方都會比較認可的候選人，也許是類似以下這樣的人物——即目前在日本研究中國問題比較有名氣，例如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的秘書長、日本慶應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國分良成教授、東京大學的田中明彥教授等等。
曾有國際觀察人士將日本新生代學者分成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主張在任何情況下以日美同盟為基軸。
二是主張更直接地從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出發去考慮中日關係。其中有的學者主張在中美兩國之間搞平衡，田中明彥屬于此類。
第三類重視亞洲國家之間的協調。第四類則把興趣放在研究中國本身的各種具體問題上，他們認為應該先了解對方，然後作出客觀的判斷和提出主張。1996年至1998年，由早稻田大學牽頭，利用文部省的巨額科研資助費，分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外交等八個分支展開集體研究，共有200多名學者參加，取得了一批有價值的基礎研究成果。其中國分良成等學者就是主張要重視了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心理。
日本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裏面，第四類佔大多數。他們受學術不參與政治的傳統的影響，不過因受美國學界的影響，現在部分學者開始參與政策的制定並提出自己的主張。
此間觀察人士認為，在推薦人選問題上有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論，尤其是對于日方的人選。因為日方不可能完全推薦對華友好人士進入聯合小組，為了日本自己的利益，也會選擇一些雖然不一定會嚴重刺激中國、但也會在歷史問題上與我們有不同認識的學者。但此間國際關係專家也預測說，日本右翼人士不可能進入聯合小組，否則那樣舊的問題沒有解決，反而會圍繞人選問題出現新的對立。
共同研究尋找“和解之鑰”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圍繞教科書、東海問題、日本“入常”問題，中日之間產生不少摩擦。如此的態勢迫使中日兩國政府認真審視中日關係，中日政府間的溝通更為重要，兩國官員之間的接觸也更加頻繁，都在尋找緩和兩國關係的途徑。
在5月6日至7日的第七屆亞歐外長會議期間，中國外長李肇星和町村信孝再次舉行了會談，雙方都認為中日關係正在得到改善，同意組成研究兩國歷史紛爭的聯合小組，就歷史問題進行共同研究，並決定在本月較晚的時候舉行局長級東海問題會談。5月8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黃菊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助理山崎拓，雙方也重申了中日關係的重要性。
從中日雙方這一係列的接觸中可以看出，中日間雖然存在一些矛盾，有些甚至是在短時間內難以克服的矛盾，但是雙方已經開始面對這些矛盾，嘗試摸索解決矛盾和修復彼此的關係。特別是在歷史和東海問題上達成的一致，為解決中日間的矛盾開啟了一種可能性。
聯合小組任務艱巨
中日學者共同研究歷史，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至少表明日本願意在歷史問題上希望與中國取得共識，而且把歷史問題交給專家小組去研究，可以使這一問題更為理性地得到處理，討論議題和涉及問題也可以更為廣泛和靈活，對一些影響兩國關係的重大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也更具有說服力，是比外交磋商更靈活和更深入的一種解決途徑。
當然，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分歧很大，不可能由于聯合小組的共同研究而使這一問題很快得到解決，甚至可以想像，聯合小組的任務將非常艱巨。中日雙方不但在對歷史的宏觀認識上存在不同，而且對一些具體歷史事件也有認識上的不同，針對某一歷史事件的研究需要長時間的調查工作，而且由于時間久遠，一些取證工作存在很大困難，短期內期待通過這種形式就中日之間的重大歷史分歧作出結論是不現實的。甚至在聯合小組內部也有可能出現激烈爭論。
日本方面已經對中國的教科書進行了指責，認為對戰爭中日軍行為的描寫太過于殘暴，對戰後日本的國際貢獻則輕描淡寫。這些看法肯定也會反映在日本學者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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