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7月17日，在意大利首都羅馬，一名黎巴嫩男孩手舉燃燒的蠟燭參加和平遊行,呼吁以色列和黎巴嫩結束軍事衝突。8月2日，黎以軍事衝突進入第22天。數百人喪生，數千人受傷，數十萬人流離失所……戰火蔓延，死亡人數在上升，受傷人數在上升，流離失所的人數在上升！每一個逝去的生命都是對戰爭的譴責，每一顆受傷的心靈都是對和平的呼喚。新華社發
以前曾是地區領袖 如今不敢輕易表態
埃及前總統納賽爾曾說，埃及有三大屬性，它是阿拉伯支柱、伊斯蘭支柱和非洲支柱。現在有分析人士說，如果美國把“房子”拆了，就不會有什麼“柱子”了。目前，黎巴嫩與以色列的軍事衝突不斷升級，慢慢地，外界對傷亡數字的敏感度有所下降，人們越來越關心真主黨與以色列冒險“落子”，會對中東大棋局產生怎樣的影響。不少西方媒體分析認為，這局棋似乎對博弈雙方都有好處，伊朗、敘利亞可以借此極大地刺激中東地區的反美、反以勢力，化解自身壓力；美國則可借以軍之手打擊伊斯蘭激進勢力和激進國家。最難受的恰恰是貌似看客的阿拉伯國家。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埃及、沙特、約旦等國既不能站在真主黨一邊，也不能站在以色列一邊。
阿拉伯國家陷入兩難境地
7月30日，大約100名埃及議員（埃及共有議員450名）走上街頭，抗議以色列空襲黎巴嫩的加納村。他們舉著各色標語，有的寫著“支持真主黨”，有的寫著“加納村慘案是阿拉伯領導人送給以色列的禮物”。議員們在給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備忘錄中，要求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斷交，要求埃及立即驅逐以色列大使。部分議員還要求強化阿拉伯聯合防禦條約，共同應對以色列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侵略，同時加強“抵制以色列委員會”的功能，呼吁人們對以色列、美國的商品進行抵制等。此前不久，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明日黨等10多個黨派曾發表聲明，一致要求政府出兵，保護黎巴嫩人民，維護阿拉伯國家的起碼尊嚴。在民間，有兩種聲音。一種聲音認為作戰沒有意義。一個名叫法伍齊·胡薩姆的政府工作人員說：“納斯魯拉是一個偉大的鬥士，但他的所作所為值得那麼多人為此蒙受苦難嗎？”他表示懷疑地說：“真主黨可以打到海法，可以打到特拉維夫。然後又如何？如果打起仗來，以色列總是要贏的。不管是納斯魯拉，還是敘利亞，或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打倒以色列和美國，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民間的另一種聲音則認為，“真主黨是抵抗運動的大師，它代表阿拉伯世界的尊嚴”。黎以衝突爆發後，埃及人舉行了數次反以遊行。示威者舉著前總統納賽爾的畫像，高喊納賽爾時代的軍事口號。也有不少人指著納斯魯拉的畫像說：“我們新的英雄就是這個人。”
對此，埃及政府一方面對加納村事件表示“強烈憤怒”和“全面譴責”。另一方面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7月25日，第二次就“出兵”問題表態說，埃及不會為了保衛真主黨和黎巴嫩，卷入與以色列的戰爭。“那些想讓埃及這樣做的人忘記了，對外冒險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早些時候，穆巴拉克曾表示：“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中不會成為勝利者，它只會創造更多的敵人。這場戰爭只會激起阿拉伯對以色列的仇恨，導致更多的反以極端勢力浮出水面。”中東媒體認為，與沙特國王“如果不停止衝突，中東地區將爆發戰爭”的表態相比，穆巴拉克的講話似乎更溫和。
埃及的兩難處境只是阿拉伯國家的一個縮影。黎以衝突爆發後，美國總統布什于7月14日給約旦、埃及和沙特領導人打電話，希望他們幫忙平息這場危機。約旦國王阿卜杜拉和穆巴拉克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譴責真主黨的“冒險主義不符合阿拉伯利益”。此後不久，沙特的一位發言人也進行了類似譴責。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撰文稱，阿盟批評真主黨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這對阿盟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在與以色列的對抗中，它從未批評過阿拉伯人一方。隨著事態的發展，阿拉伯各國政府也開始嚴厲譴責以色列，但它們一致的要求是馬上停火。阿盟協議中一國受襲各國援手的內容已經沒人再提了。
矛盾交織，異常復雜
除了黎以兩國，阿拉伯國家是這場衝突的最大受害者，因為它們受到內外多股力量的夾擊。
首先，阿拉伯國家的民眾與政府在反美、反以問題上的認識差異是最難彌合的。冷戰時期，中東出了一批政治強人，他們以納賽爾為首，強調阿拉伯主義，主張用武力解決問題。一些學者表示，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後，埃及開始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阿拉伯利益放在第二位。此後，埃及國內形成了一種分化。政府領導人更加看重國家利益，因此採取了與美國接近的政策。而國內不少民眾則出于民族和宗教原因，依然堅持反美、反以立場。持這種立場的人得不到政府支持，遂轉而支持極端勢力。例如，1977年11月，在沒有與任何阿拉伯領導人事先通氣的情況下，埃及總統薩達特只身飛往耶路撒冷，次年埃以簽署戴維營協議，1979年兩締結和平條約。薩達特的行為激怒了阿拉伯國家，也激怒了埃及人，外長法赫米第一個辭職。最後，薩達特于1981年倒在了本國同胞的槍口下。類似情況不僅延續到了現在，而且在不少阿拉伯國家都存在。因此，每當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用兵時，民族矛盾都會內化為阿拉伯國家的社會矛盾。民眾不斷指責政府軟弱無能。在這種情況下，阿拉伯國家總是對自己的表態謹之又謹，生怕引起社會動蕩。
其次，激進政治力量的崛起造成了政權危機。由于美國一味在中東推行民主，不少激進甚至極端的政治勢力通過選舉進入了各國政治體係。美國原想通過這種方式“消化”這些政治勢力，但現在看來，效果正相反。這些勢力大多與宗教相結合，它們來自草根，與傳統文化和社會相輔相成，有著極強的使命感和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一直以現存政治的異己力量存在。經過幾十年的政治動員，中東地區已被高度政治化，從受過教育的階層到平民，人們的政治意識都很強。政府在處理阿以矛盾上稍有疏忽，就可能被反對派乘虛而入，危及政權。
第三，經濟不振成為重要原因。除產油大國外，長年的阿以衝突和美國兩次出兵中東，使得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好。它們一方面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通過與以色列的貿易獲得數量可觀的收入。一旦中東有個風吹草動，以色列進行經濟封鎖，阿拉伯國家的民眾就會無比憤怒。曾有一名技工對西方記者說：“政府宣稱與以色列和平就能帶來繁榮和就業機會。但我們已維持了20多年的和平，卻沒有看到任何繁榮。”在這種經濟壓力下，阿拉伯國家同樣不敢輕易表態。
第四，伊朗因素揮之不去。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稱，其實阿拉伯國家也希望通過這次衝突解除真主黨的武裝。因為真主黨的背後是伊朗。與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國家更怕伊朗，因為以色列現在對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政權不構成威脅。而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有可能在阿拉伯國家制造分裂，動搖它們的統治。最要命的是伊朗現在扛起了反美、反以大旗，吸引了除教派力量以外的很多民族主義力量。而這些力量又是阿拉伯國家中最不安分的因素。
美國使中東“沙漠化”
雖然西方媒體稱伊朗最近在中東的滲透很快，但眾所周知，真正改變中東的是美國。以前提起阿拉伯國家，人們會想到伊斯蘭文明，想到神話，想到沙漠中的綠洲。現在，人們能想到的只有“沙漠”。
中東的一盤散沙，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崛起不是一個偶然現象，不把它放到西方—伊斯蘭世界交往歷史、中東社會發展進程、伊斯蘭宗教思想、統治集團的長期政策和阿以衝突等大的歷史背景之下是無法理解、也無法找到破解之道的。而美國反恐政策和後來的民主改造計劃形成于“9·11”事件之後，它以當前的美國安全威脅為主要政策目標，以報復性軍事打擊為主要手段，把拜火教式的善惡兩元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因此，恰如一些美國分析家所言，美國的政策主要是基于信念而不是事實、基于意識形態而不是仔細的得失算計來制定的，因此，美國的中東戰略從一開始就誤入歧途。
如果說傳統的美國中東政策可以概括為“以穩定保利益”的話，那麼美國目前的中東政策則可歸納為“以變化求利益”。正是這種無止境的變化，使中東失去了遮風避雨的“大樹”，出現了嚴重的“沙漠化”。（駐埃及特派記者
黃培昭 記者 李宏偉）
賴斯重訪吃閉門羹 美能建立親美"新中東"?
黎以衝突不僅將繼續，而且還面臨擴大化危險。30日，美國在該地區的老對手伊朗再次發出威脅稱，如安理會通過制裁伊朗的有關決議，中東危機將進一步加深。黎以衝突走向不容樂觀。第一，美想借衝突進一步制裁與遏制伊朗，而伊朗則想搞亂地區局勢，緩解國際社會對其核問題的壓力。在雙方未達到目的時，以黎衝突後面的政治“遊戲”仍將推動交戰雙方繼續戰鬥。第二，以軍進展不順。從戰況看，盡管以軍佔據壓倒優勢，但真主黨仍給了以軍慘重教訓。此外，真主黨正式武裝雖僅1000人左右，但受其訓練和指揮的民兵近萬，他們或藏身民間，或扎根山地，以軍很難達到清除或重創真主黨武裝的目的。第三，以方的政治失敗勢必導致其軍事上難以脫身。以方軍事行動已激起黎民眾和阿拉伯民眾的反以情緒，要安撫周邊國家情緒，以方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點擊詳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