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對儒學的尊崇體現在細節之中。比如，韓國1000元紙幣的正面印有號稱“韓國朱熹”的儒學家李退溪的頭像。

　　在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的學術地位比商學院要高

    記者：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出現了祭孔、讀經、建立國學院等現象，如此密集地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進行重新認識與推崇，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論。您對此是如何看待的？

    杜維明：儒家在中國的發展，有人說是“國學熱”，但總的說來我認為還是力量太薄弱，因為我們畢竟是從零開始。如果與日本對日本傳統文化、美國對美國傳統文化、法國對法國傳統文化、韓國對韓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相比較，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的境遇是很糟糕的。我們必須考慮，怎麼才能把民間社會很薄弱的儒家文化資源變厚實。

    現在在中國，影響社會的力量多半來自學術領域之外，突出表現在超女、歌星影星等。真正的英雄似乎都是企業界領袖、歌星影星或者運動員。我很希望影星歌星運動員或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們都能夠有比較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但很多人對于宣揚傳統文化並不是很自覺。

    記者：您曾提過，教育最大的危險是滑入市場社會的危險。缺乏對年輕人的儒學教育，中國傳統文化還將如何傳承？

    杜維明：市場經濟是好的，我們擔心的是市場社會。中國一旦滑入市場社會，所有人際關係包括婚姻都市場化了。中國人接觸的價值領域太單一，過于突出政治經濟，對文化不重視。比如中國的精英絕大多數願意考理工或者醫學，所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認為學習文史哲好像沒什麼出路。就是學習社會科學的也大多選擇企業管理和外文。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不僅在大陸，就是在整個華人文化圈中都比較少。現在大家應該有一種危機感，企業、政府、媒體要加大推動學習傳統文化的力度。

    希望政府和企業投入一些資金，專門培養文史哲的接班人。在美國，從事文史哲研究的大半是出于自己的興趣。而在文史哲研究中從事中國研究的，又是精英中的精英。美國的大學校長，多半也是文史哲出身。在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的學術地位比商學院要高。在日本，清流（人文學者）比較清苦，但社會地位極高。我很熟悉的一個日本學者岡田武彥，他的親戚中企業家不少，他的薪水比他兄弟低得多，但他在家裏最受尊重。另外，學術界的工作比較穩定，可以長期發展，容易得到滿足感。比如醫學外科手術，做上1000次，是很乏味的重復勞動，沒有多少創造性可言。所以醫生多半會自己另外發展一些興趣愛好，或是音樂或是其他藝術等。

    西方開始逐步接納儒家文化

    記者：您長期在西方教授中國傳統文化，遇到的壓力主要是什麼？

    杜維明：我是從1981年到哈佛大學教書的。在此之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書10年，也就是說，我在西方講授儒家文化已經有近40年時間了。

    儒學能不能得到發展，能否用英語或者說非漢語來表述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這是儒家能否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關卡。世界三大宗教，每個都有多元多樣的文化形式和語言，我們可以用中文來念聖經，並不一定非得用希伯來文，我們也可以用中文來念佛教經典，並不一定非得用梵文。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法文、德文等來了解儒家文化呢？我個人在這方面也面臨很大的壓力，無論是從中文來講還是從非漢語來講都有困難。中文的困難在于：由于聽講人過分熟悉，他們會說，儒家的負面影響很大，你一定要在海外多講它的好處。英文的困難是：聽講人很願意聽，願意了解和認識儒家文化，但由于不熟悉和文化差異往往導致誤讀。

    不過，現在西方開始逐步接納儒家文化，開始思考它的人文價值。比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就把《論語》當作受教育的西方知識分子必須學習的一個文本。《論語》是唯一入選的非西方文本。

    記者：他們主要關注儒學的哪些地方？

    杜維明：基本上是倫理，包括個人的修養問題，還有社會的和諧問題、人和自然的關係問題。儒學的人文精神是很寬廣的。西方的人文學和人文主義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對自然有侵略的傾向，對宗教不聞不問。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學要求人類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諧，又要與宗教保持相輔相成的關係，所以它的內涵比較寬廣。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觀念正逐漸被西方知識分子接受，成為最樸實的倫理。當今世界各地出現的生態環保危機表明，人和自然的關係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也是一個有價值的東西。（駐美國特派記者　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