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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索賠風雨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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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6月07日 10:01:53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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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過後，中國“慰安婦”索賠之路仍在艱難前行。四起訴訟案件全部敗訴，活人證陸續離開人世，遺址保護陷入僵局。而日本至今仍在否認“慰安婦”歷史。“慰安婦”索賠的意義更在于還原歷史的真相，而進一步挖掘這段即將消逝的屈辱歷史還需要全民的共同參與
年輕時候的萬愛花美麗動人，而今卻成一個身材矮小的殘疾人。圖為老人展示她年輕時的照片。 本報記者 姜龍/攝 為了尊嚴，控訴！ 中國“慰安婦”的受害者們走上一條崎嶇的訴訟之路；同時，還有一些“慰安婦”仍未鼓足勇氣站出來 1992年12月9日，東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首次“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在那裏舉行。 在大會講臺上，中國的惟一代表、當時64歲的萬愛花站了起來。她脫掉上衣，指著身體上的道道傷痕，揭露侵華日軍慘絕人寰的暴行。當講到當年她在被日軍滅絕人性的摧殘後並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生殘疾時，她當場昏倒在聽證臺上。 對于中國來說，萬愛花15年前這次控訴的意義不言而喻，這是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第一次站出來向世界控訴日本的罪行。半個世紀前，超過20萬名中國婦女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包括她山西盂縣的老鄉侯冬娥。 索賠艱難邁出第一步 本來，侯冬娥和萬愛花是要一塊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嶇，接她的車無法趕到。而萬愛花當時因為已經搬到太原，行程未受到天氣影響。 那天，侯冬娥在家大聲痛哭，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遺憾。過去幾十年，她一直活在村裏人鄙視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稱她是“進過炮樓”的女人。 所有這一切，只因為她曾被日本人兩次抓進炮樓，她因此從“蓋山西”的美女變成了一個不成人形的病婦。對于那段歷史，她卻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個叫張雙兵的小學教師開導她走出來的時候，她還是說“醜啊”。 小學教師的開導不是沒有來由的。1992年3月，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抗日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損失。《法制日報》在當年也專門發表文章提出“受害賠償論”：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國家的戰爭賠償，但並未放棄民間受害賠償。 在張雙兵的再三勸告下，侯冬娥終于鼓足勇氣說出了埋藏在心底半個世紀的秘密。此後，劉面煥、馮轉香等人也陸續向張雙兵回憶了當年那段不堪的歷史。 張雙兵特地選擇1992年7月7日——日本侵華戰爭爆發55周年這天，把老人們的哭訴整理成申訴書，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遞交給日本政府，提出5萬至15萬美元的索賠。盡管最後石沉大海，但中國“慰安婦”索賠終于邁出了第一步。 一度對子女都難以啟齒 兩年後的春天，侯冬娥悄無聲息地死在山西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裏。幫她完成索賠心願的是她的同鄉姐妹劉面煥、侯巧蓮、陳林桃、李秀梅4個受害者。1995年8月，她們首次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並要求日本政府向她們每人賠償2000萬日元，由此拉開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序幕。 然而，對于中國“慰安婦”的歷史，當時很多人並不了解。即便是後來為“慰安婦”對日索賠擔任中方律師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聽說相關事宜。當時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婦女大會上，康健作為中方女律師代表參加了最後全國律師協會組織的中日女律師的交流。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日本的女律師大森典子，提出要中方律師能不能協助她們做“慰安婦”問題的調查。 “那時候沒人吭聲，之前一直傳的就是軍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後就舉起了手答應了，“當時，從我的角度來想，即使是妓女的話，她們也有自己的權利啊。” 後來的情況是康健事先沒有想到的。“本以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卻一參與就是12年。總共四起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中，我參與了三件。”康健說，為了調查取證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節剛過，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進行調查取證。讓康健最為深刻的記憶是，“1996年春節剛過我去侯巧蓮家的時候，她就說，要是村裏人問起來，就說是北京來的親戚，不是律師來調查。我們調查的時候，‘慰安婦’們也不讓自己的子女在旁邊聽。” 1997年7月份，該案在東京首次開庭，康健帶著李秀梅、劉面煥兩名受害者去日本出庭。 而對于那段歷史，當時的日本人也並不比中國人了解更多。“他們對那段歷史了解太少。他們問的問題太荒唐了，當時日本支援會的人問老人‘你怎麼沒跑啊’。我說日本鬼子拿槍逼迫著怎麼可能跑呢。”康健向《國際先驅導報》回憶。 訴訟讓她們變得更自信 從一開始，康健就已經意識到訴訟之路的艱難。“日本政府根本不過問，很蔑視這些原告。日本方面對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侵害缺乏反思。”康健回憶說。 最後的事實應驗了他當初的預感。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2起“慰安婦”的案件，而其余兩件之前就已駁回。 不過，康健卻沒有因此泄氣，“不是有可能要敗訴就不做。這是一個人的尊嚴的問題，不靠自己去爭取的話怎麼實現。”康健說：“打不贏也要打。首先不是輸在理上法上，而是輸在日本缺乏歷史觀上，但是沒有我們的推動，他們也很難改變。改不改變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我們中國人作為受害者一方，如果沒有維護自己權力的意識的話，那就是太悲哀的事了。” 康健說，跟其他受害者相比，“慰安婦”受到的傷害可能更大，“勞工是肉體，她們是全身心的。”她舉例說，在法庭上，律師甚至會問受害者，“日軍強姦你的時候，心情是什麼樣的”這樣的問題。 但是，也正是因為索賠之路的艱辛和磨練讓中國“慰安婦”可以抬起頭來。“訴訟給他們正名了，原來別人都叫她們妓女。”康健說：“他們現在精神面貌比原來好。我最初接觸她們的時候，一看你馬上就低頭。現在敢于對視交流了。好幾個受害者跟我說過，在法庭上，受害者把憋在心裏這麼多年的話說出來了，死了也感到痛快。” 已知的活人證僅剩47名 面對敗訴的結果，康健自然不會心甘，一項新的計劃已經在進行當中。 “全國律師協會已經成立‘慰安婦’受害者調查委員會。希望用5年的時間調查完所有現存‘慰安婦’。”康健介紹說，“主要還是取證，進一步與日本交涉，希望社會各界提供線索。” 事實上，關于“慰安婦”歷史調查的工作還有其他人在做，其中包括上海的歷史學者蘇智良。這位上海師范大學歷史係教授從1993年以來，走訪了100多個中國受害者。但是由于大都年事已高，活證人都已經陸續死去。 據蘇智良的統計，就他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加上最近還沒有去確認的兩位，是47位。海南的最多，其他還有來自黑龍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蘇、上海、湖北、湖南、廣西等省市。目前還有很多‘慰安婦’不願意站出來，如果能站出來，作用是很大的，她們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資料的。” 2007年“五一”前夕，江蘇省如皋市一名91歲的老人周粉英通過家人向社會公開了一個驚人的秘密，她曾是“慰安婦”。就在周粉英挺身而出控訴日本罪行之時，另一名活證人南京“慰安婦”雷桂英卻突然死亡，而在一年前，她才勇敢地站出來對外界披露自己的身份。（記者劉俊發自北京） 萬愛花：她代表中國站了出來
萬愛花平時最喜歡喜歡玩紙牌打發時間。本報記者 姜龍/攝 15年前勇敢地站出來，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然而對日索賠至今沒有結果，她仍然在承受著戰爭的創傷 79歲的萬愛花和記者印象中差別很大。 以前只在照片上見過她，總是滿臉的悲憤，滿身的苦難。 第一次見到本人，記者卻驚嘆她散發出的活力：一身黑白相間的衣服樸素大方，說話聲音洪亮，被日軍壓得變形的身體動作敏捷，一口假牙也舒展了她滿臉的皺紋。 “我就崇拜和相信毛主席。” 5月下旬，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老人招呼《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走進她幹凈明亮的房間接受採訪。 國際官司要接著打 萬愛花，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僅15歲的她先後三次被日軍抓去充當“慰安婦”，百般蹂躪，導致終生不育。 1992年以來，她先後6次到日本東京、大阪等地，出席國際聽證會和控訴大會，並于1998年10月30日，與其他9位受害婦女一起，狀告日本政府對其造成的性暴力傷害，要求其謝罪並給予經濟賠償。 “中國的受害者，沒有一個出來說話的，我第一個出來替她們說話。”談到15年前，萬愛花出席東京舉行的“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老人說，當時更多考慮的不是自己的清白，而是要代表中國說出真理。 “我村裏的一個媳婦，電視上看見南京大屠殺，死了那麼多人，說那是假的吧？我說，電視上演的怎麼會是假的呢？你們是沒見過，不知道，沒受過那個害！”老人講到這，嘆氣搖頭，但依然神情嚴肅，目光堅定。 今年4月底，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5起中國索賠事件，其中2起案件與“慰安婦”有關。而萬愛花等十位山西盂縣侵華日軍受害婦女的訴訟，早在2005年11月，就已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駁回。對此，老人並不絕望。“官司還要打，不行就通過國際法庭，反正還要打，總要叫日本接受了，賠償、救濟，承認錯誤！”她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現在她的朋友們正在做準備，要到國際法庭去打這個官司。 “當時中國放棄的是國家賠償，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日本賠不起。但是我要的是民間賠償，是站出來討血債，向日本鬼子要真理的。” 對日索賠是她的信念 在15年的訴訟過程中，萬愛花認識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得到了日本律師的幫助。現在還戴在左手腕上的表，就是1992年日本朋友送的。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個日本女人，要給我賠償道歉。我說這是你們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沒關係，我不接受你們的道歉。” 15年前勇敢地站出來，改變了萬愛花的人生軌跡。“如果15前沒站出來的話，可能還在和養女一塊討飯吃。”但這段訴訟經歷帶給她最大的變化，是讓她從此有了個信念，一定要讓日本人低頭認罪。 她這輩子最感謝的人是張雙兵。1992年，山西盂縣小學教師張雙兵在尋訪日本侵華期間受害女性時找到萬愛花，開導她，讓她站出來，說出歷史事實，並協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聽證會，控訴日本侵華期間的罪行，要求日本公開道歉及賠償。 戰爭創傷時刻纏繞 然而，索賠之路毫無進展，老人的生活也十分困頓，戰爭的創傷更是嚴重危害著她的健康。 萬愛花現在居住的這間位于太原市杏花嶺區礦機宿舍的房子是租的，房租加上水電費，一個月要一千多，而她每月的低保費只有230元，不夠的錢經常要先向養女的子女借，在收到救濟款後再還清。老人的救濟款主要來自慈善單位和媒體。山西省慈善總會2002年到2004年捐給她4000元，《山西商報》曾為萬愛花轉贈社會捐款4000多元，此外，《山西商報》和山西黃河電視臺等媒體記者也自掏腰包，救濟老人的生活。 搬入新家前的生活更加不堪，萬愛花的養女李拉第將它形容為“流竄”。她們居無定所，寄人籬下，先後流落陽曲、太原等地，靠給人縫補漿洗為生。 萬愛花全身是病。當年受日軍殘酷迫害，萬愛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幾處骨折，身體嚴重變形，右耳被日軍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嚴重潰爛。 而現在老人經常胃痛，去年差不多一年老人都在住院，經常是好了些回來，回來後又過去。她床頭擺了五個小藥瓶，西咪替丁片、消炎利膽片，都是治胃痛、發炎的藥。老人介紹，自己有膽囊炎、膽結石和尿道炎，這些病又引起了胃部和肺部的感染，一旦胃痛就受不了，今年元月到三月又剛住了院。除了生病住院，萬愛花很少房間。打撲克、看電視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她說，一定要讓日本人低頭認罪，賠償道歉，否則“死了也不放心，死了也不會閉眼”。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歡發自太原） 慰安所遺址在拆遷聲中殘存
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樓中，南京利濟巷2號民國老宅慰安所顯得破亂不堪。一個月後這裏就已被拆遷。 本報資料圖 作為日軍侵華期間罪惡的慰安婦制度的實物見證，許多慰安所遺址卻面臨著被拆遷的命運 盡管原因各異、過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兩處日軍慰安所遺址還是被保留下來。前者是位于虹口區的“大一沙龍”，後者位于浦東錢倉路350號。 “浦東那個是因為它是民國時期特色建築被保留。”上海師范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目前，上海已發現超過160個慰安所。最新發現主要集中在虹口區四川北路沿線，這裏是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聚集之地。 上海是日軍實行“慰安婦”制度的發源地。“1931年底，日本駐上海海軍當局已將虹口一帶的‘大一沙龍’、‘小松亭’、‘三好館’、‘永樂館’４個日本僑民經營的場所，指定為海軍特別慰安所。”蘇智良說，這正是“慰安所”名稱的第一次出現，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大一沙龍”：危房聳立 下了高速的輕軌，穿過繁華的四川北路，虹口區東寶興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圍林立的商廈比，這幾幢房屋矮小、寂寞。上世紀30年代，它們有另一個稱呼：大一沙龍。 如今，房屋內外和過去似乎有些“脫節”：1號門口附近2個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種的盆栽；地面上當年的彩色花紋，亦大半褪色。走進屋，白天要打開燈；踏上木質樓梯，“吱吱”聲傳來。 記得舊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個老頭，住這裏幾十年。去年剛走了。”1號屋裏一個阿婆說。她是1983年搬進來的，“住下後，才曉得這裏曾是慰安所。”這些年來，隨著樓裏人家增多，他們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裝修房子。原來相連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來。眼下，1號樓住著20多戶人家，3幢樓住戶近100家。 關于此地拆留，爭議多年。曾有學者、政治家參觀舊址後，建議在這裏建立一所日本慰安婦制度罪行陳列館。後來，這裏因接近軌道交通建設區域，又傳出拆遷消息。 “幾年前，我們給上海市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送去建議書和歷史材料，說明保護這個地方的重要性。”令蘇智良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奔走沒有白費，“今年回復說，暫時不拆了。” “留下是好。但能否改善一下我們的居住條件？”3號樓的居民衣長徵說。他是殘疾人，住的屋子大小僅6平米。現在，他每天扶著一架1米多高的樓梯，“爬”上“爬”下。 的確，這個已經有七十多年歷史的老房子，很有可能成為危房。“到時候，不拆也不行。”蘇智良說：“不拆不等于就是保護。這裏需要給予很好的整修，我希望最終把它建成一個慰安所博物館。” “海乃家”：黑暗狹小 虹口區公平路是條小路。公交車經過時，路有點嘈雜。找到這條路425弄12號前，得穿過一個一個公廁。天氣晴朗，還能看到頭上“萬國旗”飄飄。這是很有上海特色的叫法，形容居民的衣服挂滿竹竿。 “這裏和對面原本有墻隔開。”12號居民老徐說。實際上，真正隔開對面房子的是一段歷史。這是一個民營慰安所，號稱海軍在滬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當時，他的主人是一個日本退役海軍士兵，叫坂下熊藏。 他的兒子坂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證言》中記載了不堪回首的一段歷史：日軍用刺刀趕走房主，辦起了“海乃家”，最盛時有４５名“慰安婦”。1944年，他去上海與父親團聚，“在我睡房裏，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軍妓瘦黃的腿腫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約１０天後便死了。遺體暫放海軍那兒。大車拉來夥食，又拉走屍體。” 今天的“海乃家”仍是地道的上海新式石庫門房子。前面有天井，兩層樓，房間有高高的屋頂，還有曬臺。跟著老徐走，感受到時間的力量。地面有些潮濕，走廊狹小昏暗，到處擺滿雜物。雜物上是一層層灰。 走上木樓梯，老徐提醒，要小心，別摔了，“這裏住著十幾戶人，每戶有自己的燈。平時不開。”因為黑，短短兩層樓木樓，走了老長時間…… 中國的“奧斯威辛紀念館”急需建立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慰安所遺址都像“大一沙龍”、“海乃家”這麼幸運。“上海的慰安所絕大多數都被拆了，但具體數字不祥。”蘇智良說。 在中國其他城市，許多慰安所遺址也面臨著被拆遷的命運。2003年，南京最大的慰安所遺址——利濟巷慰安所遭遇拆遷風波，2005年廣州的五大慰安所遺址是否列入文物保護也引發爭議。作為日軍侵華期間，罪惡的慰安婦制度的實物見證，慰安所遺址的保護已經刻不容緩。 “遺址的意義不僅在今天，更可能在未來。難道今天把慰安所都拆了，過了100年，再建一個假的嗎？”蘇智良說：“奧斯威辛集中營紀念館早已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遺產，美國猶太人創建的‘大屠殺紀念館’也已成為華盛頓的新景觀，而中國卻沒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蘇智良也表示，並不是所有的都要留存。“抗戰過去60多年了，許多被拆掉也很正常。但應該選擇保護一些像‘大一沙龍’這樣有標志性意義的。其他的記錄下來，照片拍下來，有可能的話樹一個紀念的牌子。”（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滬生發自上海） 韓日“慰安婦”研究領先中國 由于記載不詳以及活人證逐漸消失，半個多世紀過後，要想再現“慰安婦”歷史的原貌並不容易 蘇智良是國內介入“慰安婦”研究最早的學者。而事實上，在1991年之前，他連“慰安婦”這個詞都沒有聽說過。 “1991年之前，中國教科書中的二戰史、抗日戰爭史都沒有這個提法。”蘇智良說：“這裏頭有很多原因。本身戰後的審判沒有把‘慰安婦’作為性奴隸制度來審判，另外日本政府和軍隊毀掉很多文件，受害國的女性受害者又難于啟齒。” 讓蘇智良得知有這段歷史的時間是在那年８月，韓國慰安婦金學順站出來，講出了自己的身份並向日本政府抗議，舉世震驚。 中國首家“慰安婦”資料館7月開館 1992年3月的一天，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個日本教授問在日本做訪問的蘇智良，日軍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設在上海？“我當時就被問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來，這讓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蘇智良向《國際先驅導報》回憶說。 尋找那些當年的“慰安婦”遺址，是蘇智良1993年回國後第一個想做的事，從那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我找到了數以千計的中國慰安所原址，擁有幾百萬份資料，40多盤受害者口述的磁帶。”蘇智良說。 “最初的時候並不清楚真相會怎麼樣。後來去看看這些老人，她們曾經經歷過怎樣的傷害，如今又過著如此貧困潦倒的生活。這些都深深地觸動著我。”蘇智良說。 如今，15年過去了，他研究的結晶即將在一個固定的場所進行展出，這就是7月初將在上海成立的中國第一家“慰安婦”資料館。“原定在2005年就開辦這樣一個資料館，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願。原來想設立在東寶興路125弄，考慮到搬遷需要很多資金，只能作罷。” 資料館將設立在上海師范大學一處200多平米的建築內。“這裏主要介紹一些‘慰安婦’的曲折故事，有她們的遺物、照片、公證書等。比如雷桂英老人去年交給我慰安所當年用過的消毒藥品和其他器具。還有2000以來，捐款的個人和機構等等。”當然也有國外的資料。“有一些歷史照片從日本那邊翻拍過來，還有日本出版的300本專門研究慰安婦的著作文獻。”蘇智良說。 開幕的時候，蘇智良打算邀請兩三位受害者及其家屬到上海來。“因為財力有限只能請這麼多。”此外，“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來參觀，但不是全天開放。可能會在8月15日、9月18日這些特殊的日子開放，9月1日開學期間也會集中開放。” “希望引起國人的關注，除了讓大家來共同關注這些幸存者外。也讓國人意識到盡管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是這些還沒有真正成為歷史。”蘇智良說。 韓日資料館提供歷史見證 而早在2年前，類似的資料館就已經在日本東京成立了。這個名叫“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位于東京都新宿區西早稻田的日本基督教會館。 進入資料館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140多名前“慰安婦”的照片，令人感覺到一股凝重的氣氛。在照片中，那張著名的拍攝于中國雲南拉孟的4名朝鮮“慰安婦”與一名美軍士兵合影的照片非常引人注目，而照片中即將臨盆的“慰安婦”，就是現在住在朝鮮的樸永心。 資料館的建築面積並不大，據館長西野瑠美子介紹，只有113平方米，但是在略顯狹窄的館內，收集了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的審議內容、9國的受害者與加害士兵的證言、從日本教科書中消失的“慰安婦”記述等等。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韓國學者和日本記者做過開拓的研究。”蘇智良介紹說：“他們的資料也比較充足，有很多有良心的日本人介入這個事情的調查，出了很多這方面的書，幾年前我就統計過超過200多本。”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韓國政府也開始介入，支持成立研究所，對“慰安婦”問題進行係統的調查。從2005年開始，韓國政府和民間團體對韓國的受害者進行援助。 一個人的戰鬥 中國無法與韓國相比的方面還有很多。比如韓國“慰安婦”資料館旁邊還建有一個“慰安婦”之家，專門照顧“慰安婦”老人的生活。蘇智良還曾萌生過建中國的“慰安婦”之家的想法。“在中國，有的‘慰安婦’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我想建所老人公寓，房子都看好了，可一想到程序、管理、經營，我就感到吃力。” 蘇智良的工作就像是一個人的戰鬥。 蘇智良說，對于給“慰安婦”帶來的永久傷痛，日本方面卻至今無動于衷。“盡管對日訴訟沒有什麼進展，但我們抱定決心，要再現一段歷史，盡可能的復原，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的事實。”（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許哲、藍建中 記者劉俊發自上海、東京、北京） 《國際先驅導報》法律聲明：本報記者及特約撰稿人授權本報聲明：本報所刊其撰寫的稿件和提供的圖片，未經本報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有需轉載者請致電至010—63073377或發郵件至ihl-market@vip.sina.com，轉載稿費50元/千字，稿費請寄：北京市宣武門西大街57號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財務收，郵編：100803）
日媒體披露安倍“慰安婦”言論內幕 新華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年３月初放言，質疑“慰安婦”是否屬于“被強迫”，引發國際社會譴責後，又忙不迭地降調、反復道歉，這一切背後都發生了什麼？ >>>點擊詳細 中日關係史料表明中國受害者個人索賠權從未放棄 法制日報：從國際法理論和史料證據兩方面，均足以證明，日本侵華戰爭中中方受害者的索賠權並沒有放棄。這是在5月25日由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組織召開的“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個人索賠權研討會”上發出的呼聲。來自理論界、實務界的專家律師們在強烈譴責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國的受害者已放棄個人請求權”為由所作出的終審錯判同時，強烈要求，“‘請求權放棄論’可以休矣”！ >>>點擊詳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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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羅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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