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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三次崛起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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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6月19日 12:07:49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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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炯/漫畫 日本的重新崛起之路缺少了正義的靈魂，讓人難以把握其崛起的方向 當世界全面關注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時，人們似乎忽略了日本已經悄然再次崛起。6月14日，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發文指出，日本已快步走上了“第三次崛起”之路，並對其崛起的屬性、方向及“國際貢獻”表示深切的關注。 走向新的“甲子周期” 對于日本的前兩次崛起和衰敗，國際社會已有共識。 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主動迎接世界列強主導的全球化，第一次走上“脫亞入歐”型崛起之路。在這個“崛起”道路上，日本經過“甲午戰爭”，攫取了中國2.3億兩庫平銀，借此一舉跨入“國際金本位”之列。之後，又經過“日俄戰爭”打敗一個歐洲強敵，摘取了“世界列強勳章”。而後順勢對朝鮮半島和臺灣展開殖民統治，最終走向法西斯戰爭。這可謂是日本第一次的崛起與衰敗的過程。 1945年，二戰結束，在美國佔領及庇護下，日本選擇了“和平發展道路”，一舉實現了“經濟趕超”，走上“和平發展型”崛起之路，由此，確立了世界經濟強國地位。這堪稱日本的第二次崛起。但自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經濟沉湎于泡沫升騰和由此產生的“金融擴張”的虛幻膨脹，最終被冷戰結束後的新的全球化大潮淹沒，陷入10年衰退的歷史黑洞。 2005年是日本戰敗60周年。這對于在思想意識底層極度迷信“甲子周期”的日本而言，無疑是歷史性轉折點。日本朝野都希望將戰後趕超過程中的“壓抑與屈辱”打包封存，展開新的“國際政治周期”，走“正常大國”之路。所以去年可謂日本走向新的“甲子周期”的元年。代表新興政治勢力的安倍晉三取代承上啟下的小泉，開始掌握日本“第三次崛起”的航向。那麼，日本是否已經具備了第三次崛起的條件呢？ 已經跨入“第三次崛起”之路 而今，歷經上世紀90年代的長期衰退和痛苦的體制改革，日本終于再次迎來經濟騰飛的歷史機遇。自2002年初，日本經濟觸底反彈，迄今已連續5年半持續復蘇，成功走過歷史拐點，步入戰後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在此期間，日本經常收支順差連破歷史紀錄，外匯儲備屢創新高，對外債權不斷擴張，重新奪回世界第一債權大國地位。同時，日本的地價、股價等資產價值回升，個人金融資產再創歷史紀錄，泡沫崩潰時期丟失的國民財富全面還原，經濟實力重新擴張，對外幹涉能力急劇膨脹。
6月15日，日本銀行行長福井俊彥在東京總部出席新聞發布會。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銀行當日發表的有關近期日本經濟和金融形勢的月度報告說，由于生產和個人消費前景看好，日本經濟將繼續保持溫和增長。 新華社/路透 在經濟實力快速回升的基礎上，日本開始全面展開地區經濟整合戰略，積極主導東亞秩序，爭扮亞洲領袖。在此，小泉時期，日本便正式提出了構建“東亞共同體”戰略，為參與全球大競爭構建基地，而安倍政府更是提出了“亞洲門戶”構想，用制度、體制和價值觀支撐起“亞洲掌門人”地位。 而在國內政治上，今年是日本戰後和平憲法實施60周年，安倍政府提出要回到戰後的原點“改變戰後體制”，全面推動修憲運動，力促國會通過作為修憲程序法的“國民投票法”，並將修憲納入即將舉行的參院換屆選舉的爭選核心，旨在形成修憲政治輿論潮流，為實現政治大國奠定憲政制度基礎。 在軍事上，繼小泉政府成功修訂了“有事三法”、“有事七法”和“反恐特別措施法”等“準戰爭立法體係”，突破海外派兵後，安倍政府進一步將“防衛廳”提升為“防衛省”，構建了完整的“國防體制”，為實現“自衛隊的軍隊化”奠定了制度和法律基礎。與此同時，為掌握“首相一元化主導的國家安全政策控制權”，安倍政府積極籌建“國家安全委員會”體制，獨攬情報、外交、安全戰略制定權，構建“政治大國”的對外幹涉手段。
資料圖片：1月9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右）在東京出席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的儀式。當天，根據此前日本國會眾參兩院批準的法案，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防衛廳長官升格為防衛相。新華社發 而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日本不僅極力推動聯合國體制改革，促進貨幣體制多極化，而且全速爭奪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並通過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爭取聯合軍事指揮權，追求日美軍事一體化和安全融合；在地區安全架構上，也是積極營建“日美澳、日美印安全對話機制”，推動協同聯防，參與主導海上生命線。同時，在全球環境問題、減災問題、反恐以及核問題上，積極參與，力求主導。 從這個意義上看，日本確實已經跨入“第三次崛起”之路，而且與二戰後的“和平發展型崛起”相比，表現了不同的特徵。 崛起之路還漫長 但作為一個民族全面崛起的先決條件，日本並未明確國家發展的政治方向。 盡管，安倍一上臺便提出了“建設美麗的國家論”，主張“普遍價值觀”，甚至強調“價值觀外交”，而唯獨不明確歷史認識。特別是，其新保守主義和新民族主義性格，與全球化和地區化的時代浪潮相悖；而其主張的“領土意識、國家意識”，以及“日式民主價值觀”，又與平等、互利、互惠和共同發展的亞洲經濟合作理念格格不入。這不可避免地使日本的全面崛起缺少了正義的靈魂。 回顧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過程，不難發現，民族、國家的品格是關乎其能否順利崛起的關鍵和靈魂。缺少了這個靈魂，就難以把握崛起的方向。最近，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田中直毅在他的《超越反日的亞洲》一書中提出，日本要想領導亞洲，必須掌握“亞洲的召集能力”，即樹立“地區感召力”。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的“感召力”僅僅依賴其“絕對優勢的技術、資金以及軍事等硬實力”，很難樹立“國家的政治威信”，更談不上確立“正義的政治威信”。缺乏正義的歷史認識、充分的地區責任，而片面固守“重商主義”的利益原則，自然不會形成“地區召集能力”。 顯然，“政治威信”的缺失，是其“地區召集能力”匱乏的根本。由此，其崛起的過程也將難免出現波折，更無法把握明確的崛起方向。 如此不明方向、又擁有巨大實力的日本的第三次崛起，對中國以及亞洲的和平、發展與安寧，將產生怎樣的影響，也將是不確定的。這或許也是約瑟夫·奈對日本第三次崛起的“國際貢獻”表示疑問的根本原因所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劉軍紅） 《國際先驅導報》法律聲明：本報記者及特約撰稿人授權本報聲明：本報所刊其撰寫的稿件和提供的圖片，未經本報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有需轉載者請致電至010—63073377或發郵件至ihl-market@vip.sina.com，轉載稿費50元/千字，稿費請寄：北京市宣武門西大街57號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財務收，郵編：1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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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姚潤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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