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有一個笑話，講四個外星人空投到中國的四個地方。第一個外星人來到北京，馬上就有居委會的大媽拿起電話說：“公安局，有空投特務！”第二個外星人掉在上海，上海人挺高興地說：“這個東西好好玩，應該送到動物園去賣門票，一張票可以賣５０塊。”第三個外星人掉到廣東，廣東人說：“沒有吃過這個東西，拿來煲湯吧。”第四個外星人掉在成都，成都人說：“師兄，剛好三缺一，來來來，打麻將。”
廣東人看慣了閉著的那只眼
我是１９７８年以本科同等學力考入武漢大學讀研究生的。１９８０年，學校裏發生了一件事。我們很多同學穿喇叭褲。那個時候，喇叭褲被認為是問題青年的著裝。校方就在校內貼出一條大標語：“喇叭褲能吹響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角嗎？”我們的同學也很人性地進行答辯，貼出一條小標語：“請問什麼褲吹得響？”結論就是文化與發展是沒有關係的，什麼褲也吹不響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角。
但是十年以後，我的觀念就變了。十年光景，我發現最先富起來、最先發展起來的那個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褲、牛仔褲、Ｔ恤衫的地方，這個地方的名字叫廣東。
改革開放的頭十年，中央有一個精神，允許改革開放犯錯誤，不允許不改革、不開放。因此中央對于地方，尤其是對于東南沿海地區，在某種程度上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
廣東人看到的是閉著的那只眼睛；福建人看到的是睜開的那只眼睛；上海人在琢磨中央下一步會閉哪只眼睛；北京人在議論中央應該睜哪只眼睛，應該閉哪只眼睛。結果是廣東最先發展起來，福建滯後，上海簡直沒變化，北京在不停地說話。
廣東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天高皇帝遠。在清代從康熙到雍正年間，往廣東送一份文件，送到廣東的標準時間是５６天，如果特快專遞，就是當時的八百裏加急，也要用２７天。你想２７天多少事情可能會發生？那時候又沒電話，又沒傳真，又沒電子郵件，中央政府怎麼控制這個地方？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廣東人看慣了閉眼，由此創造了一條經驗，就是把中央的政策用好、用活、用足。
上海人口頭禪：劃算不劃算
那麼上海這個地方是什麼？它是個工商業城市，上海人是喜歡算計的。他什麼事情都要算一遍，上海人有一個口頭禪是“劃算不劃算”，他們做出判斷時，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劃算不劃算。所以他總會琢磨下一步會睜哪只眼睛。
但是上海人愛管閒事，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公交，我拿著地圖看怎麼轉車。馬上有一個上海人湊過來了，問你到哪裏？我說我到哪裏，上海人說你坐一個車，換某某路車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講完以後，前面一個上海人說不要聽他的，說你坐這個車坐到某某站，過街就到了你那個地方。我說這兩個有什麼區別呢？那個上海人說：“他告訴你的沒有座位，我告訴你的這個方案是有座位的，你前面的路還很長，沒有座位是不好的呀。”你不說他熱情，為什麼？上海人精明，做哪件事都要做精明的計算，他這時候在車上沒得算，就幫你算，權當智力遊戲了。
北京的士司機地上全知道
北京人是皇城腳下，什麼事情他都最先知道，知道以後他就會告訴別人。所以他就要聊天、侃大山。要了解北京，最便捷的辦法，就是下了飛機打一出租車，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和司機聊。他是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
你去看看，廣東的的士司機是不聊天的，上海的的士司機也是不聊天的，但是會比廣東的多聊一點，你一坐上去，他跟你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請係上安全帶，不係也可以，罰款你自己掏”。北京的司機是肯定要跟你聊天的，成都的司機不跟你聊，他把對講機拿起來，跟別人聊。
成都２４小時都有人打麻將
成都這個城市一天２４小時都能看到有人在打麻將。誰家死人了，先把麻將桌準備好。三鞠躬以後就去打麻將。成都人吊唁的時候在打麻將，炒股的時候也在打麻將，做生意時你來買東西，他會把買東西的人叫來看牌，而他去拿商品。
成都土地肥得流油，而它處在盆地裏，周邊是貧困的山區，豐富的物產無法流出盆地，只能就地消費，因此物價低，周邊貧困地區的山民要到成都來討生活，因此勞務價低。成都的清潔工，一個路段給４００塊錢，清潔工自己不會去弄，他會花２００塊錢請一個民工來幹。那２００塊錢他拿去幹什麼呢？第一件事就是打麻將。第二件事是吃點麻辣燙，一毛錢一串。 （摘自《名家論見》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易中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