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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紐約時報》：西方主流傳媒的范本
至少在所有西方人的眼中，《紐約時報》是一個偶像。無論是它的商業夥伴，還是它的競爭對手；無論是在野的政客，還是執政的領袖；無論你的主張是激進還是保守，人們驚人的一致是對于《紐約時報》的景仰之情。這是一張即使是它的對手和敵人也會對它表示敬意的報紙。
我接觸過不少西方記者和新聞學者，在那種高度競爭和多元化的社會裏，一個辦得再好傳媒也總會有人說三道四，但是，只有一張報紙的高質量和權威性人們是沒有異議的，那就是《紐約時報》。每當提起《紐約時報》，記者們總是以本報在某些方面與其並論為榮，或以某些做法得其稱道為樂，但卻絕沒有自認為高其一籌的。美國著名新聞學者約翰·麥禮爾在《世界報紙精華》一書中是這樣評價《紐約時報》的：“論編排，它不象《真理報》那樣精益求精；論文辭，它不及《泰晤士報》那樣自然優美；論報道，它不如《費加羅報》那麼豐富詳盡；論風格，它不似瑞士《新蘇黎世報》或德國《法蘭克福匯報》那樣嚴肅莊重。但是，《紐約時報》在兼具這些優點方面，遠遠超過世上任何一家報紙。”換言之，《紐約時報》是“全能冠軍”。
可以說，在《紐約時報》身上，最大限度地體現著西方主流傳媒的職業精神和專業主義理想。這便為我們了解和探察主流傳媒的內在本質與形式上的諸種規定性提供了一條“捷徑”——研究《紐約時報》。但是，以往我們國內最多只能接觸每天出版的英文版的《紐約時報》，由于語言的障礙限制了更多有興趣的人們的了解，特別是每日的接觸會使人們的注意力關注在一篇篇具體的報道內容上，而容易忽略從一個歷史的縱深感上去把握一份主流報紙是如何把握歷史的潮流、為創造歷史的人們提供高品質的資訊服務的。近日，我欣喜地發現，中國財經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紐約時報100年》為我們係統地了解和研究《紐約時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
二、《紐約時報100年》：以主流傳媒的視角所構造的20世紀的“全景畫”。
有人說，根據《紐約時報》至少可以寫出一部美國的編年史。《紐約時報100年》這本書正應和了這一判斷。這本引人入勝的回顧性作品記錄了過去100年間全球商界所發生的最重大、最惹人注目的發展——所有這些均有當時在場的記者撰寫的原始新聞報道為證。本書的編者從《紐約時報》卷軼浩繁的檔案和獨一無二的資料中精挑細選，記載了商界領袖和革新者100多個最為生動和重要的故事，分析了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並且有助于讀者了解20世紀的流行時尚、經濟醜聞及市場偏好。
翻開《紐約時報100年》，展現在你面前的是栩栩如生的歷史畫卷。在這裏，你可以親臨歷史事件的第一現場，冷眼觀察迄今最有影響的銀行家J·P·摩根向滿腹狐疑的國會議員陳述自己根本沒有什麼權力，而且什麼也不想要；你可以親睹亨利·福特如何推出他的革命性計劃、與員工分享成百上千萬美元的利潤，從而在美國的工業界引起軒然大波；拉過一把椅子坐下來做第一次電視講話，這個人後來成了20世紀最不受歡迎的美國總統；接下來體驗一下“歇斯底裏席卷全美，股市走向瘋狂”的1929年月29日的痛苦；然後，與數百萬人一樣，將你的希望寄托于富蘭克林·D·羅斯福推出的使美國人擺脫大蕭條的“新政”。……
這些僅僅是本書收錄的許多新聞報道和補充報道中的一小部分。一幅幅珍貴的歷史照片、當年《紐約時報》的頭版、社論、新聞版面的影印本以及大事年表，為精選的新聞報道增光添彩。除此之外，書中還配發了有關這些新聞報道的點評與分析文章，為現在的人們更好地理解歷史事件和人物提供有價值的參照係。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幅表現過去100年中各種人物、場景和事件的全景畫，並揭示了20世紀的商業發展史是如何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的。
三、《紐約時報》的啟示：主流傳媒應該如何辦？
《紐約時報》是一部活教材。它不但可以當成一部歷史來看，還可以當成主流傳媒的范本來研究。
我們知道，傳媒經濟就是影響力經濟。這種影響力來源于它所吸聚的受眾的社會影響力。按照傳媒吸聚受眾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大眾化傳媒和主流傳媒。所謂大眾化傳媒是指以受眾數量最大化作為自己的市場價值訴求的，即是以量取勝的傳媒；而所謂主流傳媒則是以吸聚最具社會影響力的受眾（主要指那些具有較高的決策話語權、知識話語權和消費話語權的社會成員）作為自己市場訴求的傳媒，即是以質取勝的傳媒。我國傳媒業的大眾化階段是從九十年代初發軔，至九十年代中期以“都市報”現象的崛起為代表的。至九十年代末，大眾化傳媒不約而同地進入一個發展的“平臺期”，其表現是，市場利潤的微利化趨勢及社會滿足度、尤其是對于社會主流人群（即社會行動能力最強、最具社會影響力的那群人）的滿足度下降。而主流傳媒則被認為是我國未來10年間最有發展潛力和成長空間的傳媒模式。因此，在這個時候研究一下作為主流傳媒經典的《紐約時報》便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那麼，我們可以從《紐約時報100年》當中解讀出哪些關于主流傳媒的“密碼”來呢？
1、主流傳媒的境界與追求：深刻地關注和記錄社會上正在發生和形成的歷史
主流傳媒的第一特質是境界，是作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追求。《紐約時報》的歷史實踐告訴我們：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榮譽在于深刻地關注和記錄社會上正在發生和形成的歷史，正是基于這種關注和記錄，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力量潮流中去。顯然，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好新聞永遠是和時代發展的“問題單子”聯係在一起的。湯因比曾經說過：“一部人類文明史，不過是人類面對自然和社會的挑戰而不斷應戰的歷史。”事實上，《紐約時報》的成功就在于真實地記錄這種“挑戰—應戰”的社會狀態，揭示這一時代發展進程中的瓶頸因素和問題單子，深刻地反映人類應對挑戰的智慧及其成果。其實這也是一切試圖成為主流傳媒的所應追求的境界。
從《紐約時報100年》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造就一篇好新聞的，絕不僅僅是漂亮的文字、敏銳的嗅覺和機巧的處理，最重要的是一種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一種大澈大悟的智慧。當這種境界、情懷和智慧面對社會發展進程的基本問題單子時，一篇好新聞也就應運而生了。
2、主流傳媒的基本風格：理性、建設性
《紐約時報》在創辦伊始，其主要創辦者雷蒙德就享有“客觀編輯”的聲譽。要知道，當時美國報刊史上面向大眾的便士報正在迅速發展（一如我國九十年代“都市報”的崛起），一些報紙用聳人聽聞的煽情新聞來吸引讀者，而另一些報紙則用充滿熱情的“激進主義”來鼓動讀者。但是，《紐約時報》卻與眾不同，它在創刊號中就明確宣稱：“我們決不打算感情衝動地來寫文章——除非某些事實確實使我們衝動起來。我們將盡量不衝動。”
其實，這正是主流報紙的基本風格：理性觀察、建設性的出發點。它意味著不衝動、不破壞、不媚俗、不虛偽、不偏激、不炒作、不盲從、不驕傲，以務實、開放、求證的心態冷靜觀察社會走勢，以建設性的視角來報道“一切值得報道的新聞”（《紐約時報》刊首語）。一個主流傳媒負有正確傳播社會價值觀的責任，因此，它必須選擇立場，不能因為有可能得罪誰而試圖去左右逢源。一個傳媒對于新聞原則的執著態度就是它的公信力，也將是它在傳播市場上最大的“賣點”。
3、主流傳媒的內容訴求：深層關懷和價值判斷
翻開《紐約時報100年》，我們注意到，作為其記錄歷史的新聞報道絕大多數專注于經濟和科技領域，而不是那些人們所慣常認為最為“火暴”的政治領域。其實，這對于一張立志要做最好的主流報紙的《紐約時報》而言是很可以理解的：經濟和科技（第一生產力）是推動和導致這個社會發展變化最為深刻的原動性因素，只有對這種原動因素給予足夠的關注，對于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現實才有足夠的把握力和解釋力、預測力。而政治，究其實質不過是這些深層的原動因素所泛起的“泡沫”而已。這便是主流傳媒的深層關懷。
其次，新聞傳媒每日每時都正面臨著兩種判斷：一是事實判斷；二是價值判斷。事實判斷的結果是將新聞事件寫清楚、寫準確、寫全面、寫係統。而價值判斷的結果則是將各種相關的資訊實現深度的分析、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提供意見、解釋、見解和見識。如果說前一點是所有傳媒都應具備的基本功，而這後一點則是主流傳媒的特質所在。特別是在大眾化傳媒所提供的資訊量已經出現“過剩”的情況下，主流傳媒的價值就在于為受眾整合、梳理看似雜亂無章的資訊，為人們提供有序而冷靜觀察與分析。信息時代人們需要新聞，但更需要對新聞的解讀。而專業的視角、專業的分析工具與方法，將幫助受眾更加真切地了解這個世界的真相。所謂強勢傳媒社會影響力的大小已經不再是看誰擁有更多勤奮的編輯記者，而是看誰對于資訊的分析整合能力強。誰對于資訊的分析整合能力強，誰就擁有更多的社會“話語權”及傳媒影響力。
以上便是我初讀《紐約時報100年》的若幹感想。但願更多的人從中讀解出更多對于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特別是傳媒發展的有意義的信息來。
《紐約時報100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弗洛伊德·諾裏斯 克裏斯汀·伯科爾曼 編
曹珍芬 沈慶紅 孫晶 張宇宏 譯
大16開，330頁，200幅插圖，定價：58元
注：弗洛伊德·諾裏斯為《紐約時報》首席財經記者，克裏斯汀·伯科爾曼是他的妻子，也曾是《紐約時報》資深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