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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氣候秩序”需要“政治感召力”
2008年03月27日 07:16:19  來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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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氣候問題背後,其實是國際秩序主導權之爭

   資料圖片:2007年5月15日,冰山的影子倒映在格陵蘭島沿岸的水面上。據測算,格陵蘭島的冰蓋約為260萬立方千米,目前正在以每年100至150立方千米的速度消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6月4日公布的《全球冰雪展望》報告中,詳細列舉了冰川、積雪加速融化的嚴重後果,並呼吁各國聯手採取切實行動,應對全球變暖問題。新華社/路透

    包括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20國環境·能源部長會議”(G20),于3月16日在日本千葉縣落幕。雖然會議就啟動新階段的減排框架達成一致,但具體內容並未敲定。日本欲借北海道峰會,主導世界氣候秩序的願望,恐將受到影響。

    據聯合國發表的報告,本世紀末,地球表面溫度將比上世紀末升高6.4攝氏度。目前,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每年約達490億噸,若不及時採取有效對策,2030年將比2000年再增加排放25%∼90%,人類生存空間將受到嚴重威脅。

    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與人類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而百余年來,持續引領工業化潮流的發達國家,自然要率先履行“給地球降溫”的義務。為此,1997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京都舉行,與會的149個國家和地區通過了“京都議定書”,規定主要工業發達國家將從2008年到2012年履行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具體標準是,以1990年的排放量為基準,日本須削減6%,美國削減7%,歐盟削減8%。發展中國家則可推遲執行。

    一般講,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可有多種方法。京都議定書大致規定了兩種方式,即“技術減排”和“市場減排”。“技術減排”就是通過創新技術,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或利用技術手段,開發“可再生能源”,實現能源的替代化。比如,使用玉米提煉乙醇(酒精)作為汽車燃料等。

    “市場減排”則是依據“清潔機制”(CDM)原則,允許掌握技術優勢的國家,通過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支援,幫助降低有害物質排放,換取“二氧化碳排放權”。這是一個基本的交易原理,也就是,當一國無法靠技術手段達標時,可以通過交易的方式,換取權利。依據這一原理,2005年歐盟國家率先啟動了“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2006年交易規模超過300億美元,比上年增加2.8倍,佔全球交易量的80%。2007年進一步增加到近600億美元,預計2008年隨著交易的國際化,其規模將達到1000億美元。

    日本企業則是積極奔向中國、印度以及東南亞,通過提供技術援助,幫助環保,換取“排放權”。如截至2006年4月,日本綜合商社丸紅公司,僅在中國便獲得約700萬噸碳排放期權,待價而沽。日本政府則撥出財政資金,收購企業賺取的排放權。同時,日本政府決定動用貿易保險利潤,設立總額近2萬億日元的“碳權基金”,與ODA結合,積極展開“碳權交易”,套取排放權。政府係統的金融機構更是積極籌建“東京碳權交易市場”。

    冷戰結束後,世界秩序進入了新的“地殼板塊漂移期”。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開始利用八國峰會爭扮主導世界秩序的主角。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後,2008年到2012年的首期減排義務迫近,地球環境成為新主題。對此,英國、德國和日本又都看準了機遇,希望利用主辦八國峰會之機,順勢主導國際氣候秩序,堪稱對八國峰會主題的延續。

    2008年7月,日本將主辦八國峰會,為此積極展開新攻勢,將首腦會議選定在北海道的風景勝地“洞爺湖”,以標榜其環境先鋒地位;又瞄準亞洲,通過對各國提供環保法制支援,如派專家、接受環保法律制定者為研修生,對外輸出日本版環保法制標準,構築亞洲環保法制體係,為日本輸出環保技術,確立日本標準創造條件。

    對此,美國則拉開了“手段對抗戰”。一是布什政府通過新能源法,將玉米、核電等替代能源作為主打手段,利用美國的大市場,迫使其他國家跟隨;二是促進糧食、原油、天然氣等國際期貨市場整合,形成“綜合燃料大市場”,控制全球價格,維護美元天下;三是與日本達成原子能合作協定,促進“原子能民用化”,迫使日本扮演推廣主力軍。近期,美國又首次開辟鈾燃料期貨交易,用市場手段確保“民用核電事業的普及”。核電的清潔化,無疑將從根本上瓦解日歐主導的“碳權”戰略。

    令人擔憂的是,美日歐圍繞“碳權”的政治博弈,將中國等新興市場納入戰略射程。首先,美國提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不加入減排框架,防止氣候變暖則無法落實;其次,日歐也將中國等拉入“後京都議定書”,視為與美國對抗的籌碼。

    問題是,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民族制造業,與發達國家存在巨大的產業差距,高標準的減排指標,無異于將“產業差距固定化”,甚至擴大化。顯然,圍繞“碳權”的政治博弈,美日歐重視的是各自的戰略利益,而忽略了主導國際政治秩序,必須首先構建政治感召力。美日歐的“碳權博弈”,最終將重新劃分生產力差距,控制下一代產業主導權,實現“比較優勢的回歸”。而制造業的後發國家,將在大國的“博弈”中,再次丟失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重新處于戰略劣勢。對此,需要全面考量我國環保事業的發展方向,制定相適應的市場環境標準。(文/劉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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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萬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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