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減少中西間的障礙，不僅是獲得國際話語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要成為思想創造者，用西方聽得懂的語言去闡釋自己的東西，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與西方的關係，這是中國軟力量的基礎
邱炯/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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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聽到中國國內有愛國呼聲時，西方媒體往往會告訴其國內讀者或觀眾，這是中國政府操縱的結果。然而，近來生活在西方社會的中國留學生和當地華人抗議西方媒體的聲音，開始讓西方的部分普通民眾和政府反思。從這種意義上說，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遊行集會是對西方話語霸權的一次挑戰，並且取得了積極作用。
西方媒體把“藏獨”運動道德化
報道中國負面新聞、歪曲中國形象是西方一些媒體的一貫做法，它們總是擺出一副道德面孔，認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尤其是在西藏問題上，西方媒體把“藏獨”運動道德化，而把中國政府在西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政策妖魔化。在西方媒體的語境中，中國變成了“壓迫者”，而西藏人則是“被壓迫者”。支持西藏人“反抗”自然成了西方媒體當仁不讓的道義選擇。
西方媒體戴著道德面具的報道，對西方普通民眾的欺騙性相當大，至少它讓很多西方民眾同情“藏獨”。因此，才會有一些西方人走在“藏獨”的遊行隊伍裏。“西藏獨立”的話語，也是西方人制造出來的，並不是所有海外西藏人都是“藏獨”運動的一部分。顯然，西方媒體已經把西藏問題政治化，“藏獨”、達賴喇嘛也成了西方手上的工具。這是達賴喇嘛所面臨的困境和悲哀。
實際上，西方民眾對待西藏也不是一邊倒的支持聲音。其中只有少數公開支持“藏獨”，他們把支持“藏獨”視為巨大的道德力量；大部分的西方普通民眾，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下，他們對西藏的態度更多是同情。民眾當中也有很多人去過中國、去過西藏，他們對西藏的歷史和現狀有一定了解，他們對西方媒體的報道是持懷疑態度的。還有一些學者則是能公正客觀地理解“西藏問題”的，近來筆者參加的多次學術研討會上，不乏有西方學者的反思。
“政治中國”加劇西方恐懼感
但這種反思目前很有限，遠遠不能上升到西方整個社會輿論的反思。西方媒體有其特點，很難說它們能代表自己的國家利益說話，也很難說它們能反映西方的真實情況。因為媒體出于發行量、收視率的考慮，炒作中國話題一向是它們所熱衷的，就是說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它們自己的利益。
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還有其社會心理基礎。在西方人的意識中，中國首先呈現的是一個“文化中國”。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裏，很多西方人從中國古典文化中獲取對中國的印象。那時他們為中國文化著迷，那是一個跟西方沒有地緣政治衝突的“文化中國”。對很多西方人來說更多的是一個只能感知的遙遠的中國。
20世紀7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西方人眼裏中國成了一個“經濟中國”，並且展現出了強大的經濟力量。從前那個遙遠的“文化中國”，突然之間進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國制造”給西方人生活帶來了實質性的影響。隨著中國外在經濟影響力的劇增，西方人對“經濟中國”的危機感油然而生，並與日俱增。
而“政治中國”的出現，更是加劇了西方的恐懼感。在很多西方政客看來，中國的發展模式削弱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對西方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信心。冷戰結束之前，西方與外界關係只存在過兩種模式，一種是冷戰時期與蘇聯陣營之間的相互孤立關係；一種是非洲、拉丁美洲等對西方的依附關係。而中國與西方發展關係的模式，對于西方人來說，是陌生的，既不孤立也不依附。中國一方面融入世界體係，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上堅持自己的模式。
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西方人遠沒有做好心理準備。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很大程度上是這種心理的反映，西方人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來調整自己的心態。對于中國來說，要改變西方人的成見和思維定勢，改變西方媒體的話語霸權，並非易事，這同樣需要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