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係畢業的劉雋
1.何時去日本？2004.10.2.
2.為什麼去日本？學習先進技術，收入也比較好。
3.在日本的最大壓力和挑戰？語言關是最大的挑戰，壓力基本比較少。
4.在日本的最大困惑？回國還是不回。
5.目前最大的希望？工作可以有更好發展，有好的機會可以回國。
6.在日本的最大收獲？認真的工作態度。
7.給即將去日本的中國人的建議。不要過于樂觀或者悲觀，要三思而後行。
333米高的東京塔矗立在東京都港區芝公園西側，以遠處富士山模糊但婉麗的輪廓為背景，俯瞰著東京商業區絢爛的夜色。
索尼日本公司的總部大樓就在附近，但坐在劉雋辦公室的座位上，依然無法清晰地看到窗外霓虹。晚上9點還不是這裏的下班時間。“看到周圍的同事都還在，自己先下班有些不好意思。”這位26歲的上海小夥子說。在日本工作快四年的他現在是索尼總部的電視軟件開發工程師。
終身雇傭制的尷尬
2004年夏天，從上海交通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係畢業的劉雋拿到了索尼總部的Offer。“一方面覺得在日本做技術可能比較有挑戰，也可以做比較核心的，一方面對于本科生來說待遇還是可以，所以就來了。”他說。
作為一個上海人，在東京生活有很多優勢。日本料理與上海菜的清淡口味相似，兩個多小時的飛機航程比上海到某些國內城市還近。“所以覺得在日本上班，從距離上就像是在外地，沒有什麼很遠的、在國外的感覺。”劉雋說，“在日本，有很多和國內很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地方讓人覺得到底是在另一個國家，因為它有很多獨特的東西。”
這其中，讓劉雋感受最深的是終身雇傭制。剛剛進入公司，當新人的一年就是打雜的一年。日本的新人要去工廠和電器店等地實習，基本上半年以後才開始進項目。“我屬于比較快的，因為當時項目較多，三個月就進入實際的項目了。”
但是，終身雇傭制也讓在日本打工的中國人很尷尬。四年前，劉雋的年薪是30萬元人民幣，現在漲到了40萬，他顯然對此不滿意。“這個也是日本的特色，工資漲得慢。”他說，他們會在適當的時候給你漲工資，但其實就是大鍋飯，不獎勵個人主義。現在日本也想和歐美一樣搞成果主義，但打破這種根深蒂固的制度看來還是很難。
“這也是中國人在日本公司待不長的原因之一，因為大家都希望被迅速承認，可以快快升職，也願意很拼命。但是日本公司不要求這樣，覺得你可以慢慢來。升職要熬年頭，讓人覺得沒有價值認同。”劉雋說。
很多人選擇“把該學的都學了”以後，就回國、跳槽到日本的歐美公司或以日本為跳板再去其他國家。劉雋考慮的是回國，理由是：“國內現在工資越來越高，而且人民幣也在升值，所以其實這裏的吸引力在下降。而且，日本社會是一個比較難以融入的社會。”
要“生活”，不要“生存”
以日本強大的電子產品企業為舞臺，學習先進技術和認真的工作態度，再回到國內增長迅速、前景廣闊的市場，是劉雋這種新一代在日中國人的奮鬥思路之一。
九年前，反映在日留學生真實生活的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中一位上海女孩這樣說：“在美國，中國人思考的是如何生活；在日本，中國人思考的是如何生存。”那麼，對于新一代在日中國人來說，去日本意味著什麼？
“要說與十年二十年前來日本的中國人的區別，就是我們不用為生活操心，不需要打工。”劉雋有他的看法，“對于以前來日本的人來說，可能錢確實是目的，為了生存，為了攢錢可以回國過上好日子。現在我們來是學習一些新的東西，鍛煉自己Oversea的視野，也在這裏發揮我們的價值，證明中國人不光是廉價的勞動力。我們的能力配得上公司給的錢。”
對劉雋來說，在日本的生活也很“舒服”。“日本就是四大樣，春天看櫻花，夏天看煙花，秋天看紅葉，冬天滑雪。然後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泡溫泉。第一年覺得很新鮮，然後每年都是這樣。”
不過，劉雋也“不幸”碰到了與上一輩在日華人相同的遭遇，那就是在大街上被警察攔下來“查戶口”。“我只碰到過一次，感覺還是很不爽的。”他說。
東京，不迷失
歷史問題一直是中日關係繞不開的坎。但在劉雋的記憶裏，這種因歷史而產生的矛盾和衝突似乎漸漸淡化。
他回憶，剛來的第二年，正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日，他轉了相關的英文網站給日本同事，但沒有收到任何回信。“大多數日本年輕人對政治都沒有什麼興趣。有些中國同事和日本人談到過一些，比如靖國神社，很多日本人也覺得沒有必要參拜。”他說，“不過街上有時候會有右翼的宣傳車，很討厭。”
相比這些沉重的話題，劉雋更願意談及日本社會對他自身的改變。除了學習日本人做事認真負責的態度外，日本生活對這位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價值觀的塑造產生了深刻影響。“拋開民族感情，日本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社會。”他說，那裏貧富差距小，人人都彬彬有禮，特別是服務業，態度非常好。
“東京是一個很物質的地方，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代表，不過在這裏許多地方可以看到很和諧的景象。周末在河邊的草地走走，看很多日本人，都是普通的工薪族在那裏散步、遛狗，學生在練習棒球，就覺得很平靜，整個人。”劉雋對早報記者說，“日本有一句話叫‘一億總中流’，就是一億日本人都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
時常回上海探親的劉雋坦陳，到了上海往往發現自己變得很浮躁。“說不出為什麼，很奇妙，在東京這麼一個物質的城市，反而沒有那麼浮躁。這點感受對我回國以後也有幫助，因為我知道了平靜生活的價值。”
劉雋的這些話讓沒有去過日本的中國人難以相信，這就是那個軌道交通如蛛網般密集、路人步履匆匆的東京，或者那個春上村樹筆下憂鬱、迷茫和頹廢的現代城市。
“在這裏總的體會是，物質和金錢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也有很多更重要的東西。”劉雋認真地說。
（早報記者鄭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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