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亞洲的分裂為何還沒有結束

    大約一百年前，日本人岡倉天心就曾提出“亞洲一體”。但是，在他的年代，這種認識，僅是一種假定。因為，“亞洲”本來是西方人發明的一個地理概念，而這片土地，在很長時間，因其地域廣大、文化復雜，缺乏共同意識。但是，在西力東漸之下，岡倉提起的概念，表達了亞洲意識的覺醒。而事實上，盡管當時亞洲處在殖民統治分割之下，但“亞洲一體”的理想卻團結了亞洲各國先覺。日本活動家宮崎滔天始終不渝支持中國革命，孫中山也曾策劃支援菲律賓反殖鬥爭，他們的行動喚醒了亞洲意識。

    為了亞洲的崛起而合作、“亞洲一體”精神仍然重要。但是，“亞洲意識”的進程中途夭折。扼殺亞洲意識的力量，來自亞洲內部。日本對亞洲的侵略，分裂了亞洲。從現實來看，亞洲的分裂並沒有結束。東北亞的緊張局勢並未消除，而中日兩國，盡管經濟關係尚可，但與兩國的巨大潛力而言，目前的狀態並不令人滿意。

    為什麼這麼說呢？人們知道，去年，中日貿易額超過2000億美元的大關，但是，目前來說，中日經貿發展的勢頭不如中韓、中國與東盟。2006年，中韓、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均已突破1600億美元。因此，2000億美元遠遠不夠。中韓貿易2008年將突破2000億美元。筆者記得，1993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訪問日本，他對日本經濟界人士說，“中日雙方貿易額現在是300億美元，這還遠遠不夠。我看，雙方的貿易額應該達到3000億美元！”他的講話贏得在場來賓熱烈掌聲。

    那麼，是什麼限制了兩國經濟關係發展的空間呢？筆者認為，中日兩國的互不信任仍是重要因素。最近，在一次課後，日本學生問:“老師，中國將來是否會佔領日本？”為什麼一個大三學生會有這種想法？我覺得，這個學生的想法，反映了日本社會對中日關係的認識框架。

    明治維新之後，面對清廷衰落，日本對中國從“敬畏”轉為“蔑視”。1886年，有個叫曾根俊虎的日本人上書時任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說:“本邦人見清國人與見歐美人大異也，視之牛豬，加以輕蔑。”而其原因，他指出，“對清國之處置(指臺灣、琉球事件等)”是對中國心理變化之始。現在，“輕蔑”不是沒有，而某種“畏懼”則滋長起來。以筆者看，不論是彼時的蔑視，還是目前滋長的“畏懼”，反映的都是近代國家觀下的“弱肉強食”邏輯。這也就是說，“輕蔑”與“畏懼”，都是無法走出歷史的表現。當然，中國也存以“近代”框架觀察日本的問題。甲午之戰後，我們才開始以近代化程度衡量國家。我們看到，打我們的是個“近代化”的國家，悟出落後于“近代”就得挨打的道理。所以，我們開始“近代化”，建設近代民族國家。

    沒有政府出面建立解決問題的協調機構，各種中日合作的方案無疑如同畫餅

    今天，盡管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關係中的基本因素，但是，超越國家框架的地域合作方興未艾。筆者認為，在21世紀的今天，不論中國還是日本，都必須以亞洲的高度重新審視、重新調整兩國關係。我們在思考中日問題時，既要立足國家，同時，也要傾聽呼喚普遍亞洲意識的歷史呼聲。

    中國與日本真正和解，要解決很多問題，要重新確證許多歷史。但是，這兩個民族存在歷史的共同命運。中國文明對日本文明的形成、日本明治維新後對20世紀新中國的影響，都不可低估。中日邦交正常化後35年，兩國、亞洲乃至世界形勢發生深刻的變化。今後，如何在變化之後的世界中重新定義雙方的關係，可以說至今仍在摸索。目前，雖然中日關係有所恢復，但仍有不穩定因素，還未找到新歷史形勢下雙方關係的框架。

    人們記得，2001年末，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曾向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建議，雙方應該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但小泉說，中國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雙方談此為時尚早。但是，日本存在廣泛的亞洲自由貿易協定推進派。日本前駐聯合國大使谷口誠在《東亞共同體》中指出，實現“亞洲共同體”的政治障礙很多，日本應在這個方面多做努力。為此，他提出為了培養“共同體意識”，日本應該人才、環境、能源、農業、貨幣等領域與亞洲展開合作。

    21世紀的今天，高速發展的亞洲，面臨眾多必須共同解決的嚴峻問題，如資源、能源問題，生態環境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問題。今天，亞洲民間智庫乃至政府，均曾提出各種地域合作方案，但是，假如沒有該地區主要國家政府出面建立解決這些問題的綜合協調機構，那麼這些提案無疑如同畫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