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1月3日電（余申芳）去年11月至今年6月，《紐約時報》記者大衛·羅德和同伴在阿富汗採訪途中遭塔利班綁架並被囚禁七個月零十天，始終掙扎在死亡邊緣，但最終逃出魔掌，重拾生命。經歷這段苦難，他們對塔利班以及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和平前景有了全新認識。擺脫塔利班控制後，大衛·羅德記下他們的“囚徒歲月”。新華網國際頻道編譯其精彩部分連載，敬請關注。
本網獨家連載：槍口下的回憶（一）
塔利班士兵
在被囚禁期間，我沒有記筆記。我所有的記載都來自記憶和我家人與同事保留的資料。綁架者的直接引語來自塔伊爾的翻譯。毫無疑問，我的回憶是不完整的；為保險起見，我沒有提供某些細節和某些人的姓名。
被囚禁的日子使我感到迷茫，但妻子的兩個電話和一封信讓我保持了鎮定。我不停地告訴自己——還有塔伊爾和阿薩德——要耐心等待。到今年6月，我們已經被囚禁長達7個月時間。綁架者不想認真談判，不想釋放我們，他們的傲慢和虛偽沒有止盡，他們的不誠實也始終如一。我們最後發現一個逃跑機會，雖然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我們還是想試一試。令人吃驚的是，我們成功了。下面就是我們遭綁架的故事。
2008年11月9日，我來到喀布爾，和《泰晤士報》記者塔伊爾·魯仃會面。塔伊爾安排我第二天採訪一位叫阿布·塔亞伯的塔利班指揮官。我們開車去見他。塔伊爾之前安排過兩名外國記者採訪阿布·塔亞伯。
當晚，我和《紐約時報》駐喀布爾主管卡洛塔·加拉一起吃飯。她說沒必要親自採訪塔利班，她傾向于電話採訪。她建議我們雇一位司機放哨，並在一小時內結束採訪。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留下兩張便簽，一張告訴卡洛塔我們會面的地點，叫她如果我下午要是很晚還沒有回來，就打電話給美國大使館；另一張給我妻子克裏斯汀，以備不測。
我出來和塔伊爾與阿薩德·滿格爾匯合。滿格爾是受雇傭開車和放哨的。我身穿阿富汗服裝坐在車子後排，蒙著面，防止盜賊認出我是外國人。喀布爾周圍大部分綁架案都是犯罪團夥幹的，不是塔利班。
我給卡洛塔發短信，告訴她阿布·塔亞伯的電話號碼，讓她要是沒有我的回音，就給他打電話。我們要是在路上出現意外，阿布·塔亞伯就會救我們。根據阿富汗傳統，主人有義務保護客人。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