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７月３日電（記者黃小希 羅宇凡 孫鐵翔）“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以灰藍色磚墻為背景的頁面上，十一個深灰色的大字莊重而醒目。用中英兩國文字撰寫的網頁説明下方，一張日本戰犯鈴木啟久的黑白照片連結著第一份在網上全文發布的戰犯親筆供詞。
在“盧溝橋事變”７７周年即將到來之際，中央檔案館從館藏檔案中選取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４５名日本戰犯的親筆供詞檔案，首次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全文公布，以無可辯駁的證據，揭露日本侵華期間犯下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暴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重提不堪回首的過往，是為了銘記歷史教訓，防止悲劇重演，更好地開創未來。
正義審判，戰犯自寫滔天罪行
新中國成立後，共接管和關押日本侵華戰犯１１０９名。１９５６年，在押的１０１７名罪行相對較輕、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侵華戰犯被先後分三批免予起訴，並立即釋放。職務較高、罪行較重的４５名日本侵華戰犯，則被提起公訴。
筆供、口供材料，檢舉、控訴材料，前往犯罪現場實地調查，聽取受害者和目擊者的證詞……每一個戰犯的罪行，都經過了廣泛且細致的調查認證，並形成《偵訊總結意見書》。
“每個戰犯都在《偵訊總結意見書》後面，對其罪行進行確認並親筆簽名，在此基礎上再對４５名戰犯予以起訴。”中央檔案館副館長李明華介紹説。
正是這些戰犯親手寫下的供述，翔實地記錄下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細菌戰、毒氣戰、屠殺平民、虐待戰俘、人體試驗……一項項獸行罄竹難書。
在戰犯大野泰治的供述裏，這樣一段話令人毛骨悚然：“１９３５年８月兩個月，從以橫島河子為中心的地區逮捕許多中國人民，其中２６人禁拘于警署，用毆打、灌涼水、捆吊等方法拷問。其中２名抗日思想濃厚的由石田斬殺，將頭烤焦，用腦漿配藥送來哈爾濱，我吃掉了其中一個。”
今年３月，國家檔案局以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産秘書處遞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和《“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提名表。在此次發布的戰犯筆供中，就有反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的內容。例如，戰犯永富博之寫道：“１９４４年７月，任霍城保安隊指導官時，開設慰安所，目的是用來把保安隊士兵麻醉于女色，杜絕其逃走，況且我自己亦可公然來滿足獸欲。”
面對正義審判，所有被告戰犯在受審判的最後陳述中，都承認了起訴事實，並作出懺悔。“我的罪行實在是無比兇惡和殘暴的，它是已經寫在歷史上的無可否認的事實。”戰犯長島勤説。
不容抹殺，血色記憶刻骨銘心
然而，數十年過去，當善良的人們呵護著來之不易的和平，當二戰已經在歐洲翻過了歷史的一頁，如今的日本政要卻公然顛倒黑白、混淆視聽，頻頻發表否認和美化侵略歷史的言論，踐踏歷史事實和人類良知。
從事“慰安婦”問題研究的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表示，日本執政當局一方面在歷史問題上頻造事端，一方面在軍事安全領域採取前所未有的舉措，企圖推翻二戰成果，“這是十分危險的信號”。
有關專家指出，日本執政當局如果在開歷史倒車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將帶來一係列嚴重後果。以青年一代為例，現在的日本青年沒有經歷過戰爭年代，對歷史的初步認識主要靠學校的歷史教育。一旦接受錯誤史觀，日本年輕人將如何與亞洲鄰國的民眾相處？
“當年的日本侵華戰犯是在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教育和感召下，才對自己的罪行進行了反省，並記錄下來。”在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長蔣立峰看來，公布于互聯網上的戰犯筆供，不僅是回擊日本右翼勢力謊言的鐵證，還能在更大范圍內發揮影響力，讓不明真相者看到真相，看到那些慘絕人寰的血色記憶。
“我們之所以要通過網絡公布日本戰犯的筆供原貌，就是要表明這些筆供是戰犯本人寫的、經本人簽字、是不容否認、不容置疑的。”李明華説。
珍愛和平，正視歷史啟迪未來
面對罪惡的戰犯，中國人民回報以寬恕。當年，４５名戰犯被從寬處理，分別判處８年至２０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間，中國政府允許戰犯家屬到中國探視。
“我們在過去由于所受的升官和軍國主義的教育，走錯了真正愛國的道路，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甚大的苦難，在聖戰的外衣下進行了許多慘無人道的行為。現在既然認識到這點及戰爭的兇惡，就應以直接侵略中國的負責人以及作為人的立場必須贖自己的罪惡。”戰犯城野宏對前來探視的妻子城野綾子説。
戰爭親歷者的反思，言猶在耳。環顧世界，當德國以真誠的懺悔，贏得世人的原諒與尊重時，作為二戰中亞洲戰場加害方和戰敗國的日本，其領導人至今還企圖為侵略歷史翻案，這為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敲響了警鐘。
蘇智良表示，我們不斷深入挖掘、搜集、研究、展示日本侵華歷史，不是所謂的“打歷史牌”，而是對二戰勝利果實的捍衛，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集體記憶的保護。
歷史，永遠不容忘記。
“我們決定在今年盧溝橋事變７７周年到來之際，在互聯網上公布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真相。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防止歷史悲劇重演。”李明華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