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７月１３日電（記者任沁沁）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團和潘家峪村民委員會１３日在京向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簽署委託授權書，正式委託後者全權代理潘家峪慘案受害者全體遺屬，在中國法院起訴日本政府。
“若能順利立案，這將是中國二戰大屠殺受害者首次通過國內法院集體控訴日本政府。”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表示，這也是潘家峪慘案的受害者多年的夢想——起訴日本政府，為在天亡靈討公道。
潘家峪村在二戰時期是中共抗日堡壘村，位于河北省豐潤縣腰帶山中。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５日，３０００多名侵華日軍對手無寸鐵的村民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導致１２９８名同胞遇難，２３戶被殺絕，９６人受傷，釀成震驚中外的“潘家峪慘案”。
“潘家峪慘案”幸存者、８０歲的潘善增説，日本蓄意制造的屠殺，是潘家峪村村民世代不能忘記的血淚記憶，更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
“比罪行更可怕的，是日本政府從未進行反省、謝罪、賠償的無恥態度，和企圖復興軍國主義的野心。”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團團長潘瑞燊説。他家有１２口人在這次屠殺中喪生。
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將為潘家峪村聘請律師，並協助村民整理起訴材料。此外，相關受害人的資訊資料已遞交給中國法學界專業權威人士，並將在河北高院對日本相關加害企業提起訴訟。
自１９９０年開始呼吁、支援民間對日索賠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童增指出，日本侵略者二戰時在中國犯下滔天罪惡，這樣慘無人性的大屠殺不在少數。
然而，近年來，隨著對歷史真相知之甚少的新生代登上政治舞臺，日本對戰爭的反省意識更加淡化，新民族主義思潮泛濫。首相和閣僚在歷史問題上不斷“失言”，右翼勢力猖獗，和平主義勢力沉寂，其篡改教科書、美化戰爭歷史、修改和平憲法、參拜靖國神社、解禁集體自衛權等行徑，引起周邊國家和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深切憂慮。
“日本政府這些舉動昭示著，他們正在一步步重蹈歷史的覆轍，也將損害日本的國際責任和道義。”童增認為，潘家峪慘案受害者遺屬的集體上訴，一方面有利于更加直白地揭露日本暴行；另一方面，也將通過追究日本侵略者當年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反制日本政府和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
由于日方以各種極其荒謬的借口逃避對中國民間和個人受害者的訴訟賠償責任，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極其坎坷。
從１９９５年起至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的個人受害者及其遺屬，向日本的法院提起了超過３０起的訴訟案件，要求日本政府或相關企業予以賠償和謝罪，但幾乎均遭駁回或敗訴。
這些訴訟主要集中于無差別轟炸屠殺、強擄強制勞工、強徵奴役慰安婦、細菌戰大規模殺傷等方面。
日本法庭多以“訴訟時效已過”“受害者索賠訴求受律師動員非本人意願”或“中國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戰爭賠償意味著同時放棄民間賠償”等借口，對中國民間受害者勝訴之路設障。
長期研究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的中國律師楊清説，根據國際法準則和規定，戰爭賠償包括對政府賠償和對個人賠償兩個部分。被侵略國對侵略國放棄賠償要求並不影響被侵略國民間和個人向侵略國政府及相關方面提出受害賠償請求。
二戰結束後，區分對待對戰勝國的戰爭賠償和對戰勝國國民的受害賠償已成一種國際慣例。例如，西德政府對二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賠償。
“日本政府的態度，關閉了在日本司法解決這一問題的大門。我們十年前就開始倡導在國內打官司。”童增説。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受害者侵權的行為實施地發生在中國，而且侵權結果發生地也在中國。根據當前的國際私法理論，侵權案件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
“中國民間和個人可以向中國的法院起訴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要求戰爭受害賠償，中國的法院對此具有管轄權。”楊清指出。
２００６年開始，山東、河北、重慶、浙江等地的二戰受害者將訴訟材料遞交給當地法院，但均未獲受理。今年３月１８日，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及遺屬狀告日本企業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立案，這是中國法院首次受理擄日勞工訴日企案。
“這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路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也是一個新的起點。”童增認為，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傷害罄竹難書，類似訴訟肯定會在國內陸續出現。
有識之士認識到一個問題，中國的法律並未有關于戰爭賠償方面的規定，這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大多選擇到日本法院起訴的重要原因。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２０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建議“立法機關盡快與國際法接軌，完善國內關于戰爭賠償的相關法律，使民間受害人可以在國內通過法律途徑，起訴日本政府對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人身和財産損害，給予受害者賠償”。
根據戰後的國際慣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國家關于賠償的數額計算，１９３１年—１９４５年間，日本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的損失，理論上約為３０００億美元，其中戰爭賠償約１２００億美元，受害賠償約１８００億美元。
經統計，潘家峪村損失折合人民幣達６０多億元，這也是該村將向日本政府索賠的數額。
“如果此次潘家峪村在中國對日索賠勝訴，日本謝罪賠償，將具有裏程碑的意義。”童增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