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考消息報道，關于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的一些學者、政客與媒體沆瀣一氣，炮制了許多奇談怪論，其中之一是鼓噪所謂明清易代是“夷狄”入主中原，標誌著中國自此淪陷，進而將那場日本蓄意挑釁、悍然發動的侵略戰爭美化、包裝成“解放中國”、“光復中原”之戰，是為中華文化恢復“正統”之戰。稍有點中國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這種別有用心的謬論與謊言，絲毫改變不了、也掩蓋不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
滿族屬中華民族大家庭
中國自秦漢開始就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至明清易代已經歷了近兩千年的發展歷史。在遼闊的古代中國疆域內，漢民族與周邊民族以政治聯繫、經濟交流、文化認同為紐帶，逐漸孕育和形成了一個關係日益密不可分的親緣和地緣共同體，並最終發展成56個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源遠流長、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入主中原的滿族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其歷史遠可以上溯至中國東北的古老族屬———肅慎。同屬一係的還有兩漢三國時期的挹婁、南北朝時期的勿吉、隋唐時期的靺鞨，以及10世紀初散居在黑龍江中下遊地區的女真各部；近可以述及12世紀初建立的金國，以及在明代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諸部。
清太祖努爾哈赤是滿族前身———女真的傑出首領。自其五世祖董山起，便被明朝任命為建州左衛都督，並由後裔世襲此職。至努爾哈赤，又被授予指揮使銜，仍身兼女真族首領與明朝地方官員兩重身份。他自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余裏邊疆”，努力以“忠順”贏得明朝統治者的信賴。
這一歷史事實證明，滿族並不是外族，後金及入關之前的清國也不是外國政權，而是原本在明王朝管轄下的一個境內周邊民族與地方政權。努爾哈赤創建的女真政權與明王朝之爭，其性質是古代中國疆域內的民族之爭、權益再分配之爭，而不是域外民族侵略中國與中國反侵略之爭。明清易代是中國歷史演變發展過程中的組成部分。
眾所周知，“中國”作為具有主權國家含義的專稱始于清代，作為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正式名稱是在辛亥革命後。之前漫長歷史上的所謂“中國”(亦稱“華夏”)，或指中原地區，或指中原王朝及其政治中心，並無一個嚴格精確的定義。其後，隨著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其內涵則逐漸發生變化，即在政治與地理層面，由“中原”擴展至更廣闊的疆域。在中國歷史上，正如堅持與維護統一是塑造國家政治格局的主流一樣，各民族之間的和平互動融合始終是民族關係發展的主流。大約在康雍乾時期，今日中國的版圖形成。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這是史學界的基本共識。
自周秦時期開始，由于中原華夏族與周邊民族存在著經濟社會發展上的一係列客觀差異，彼此的衝突歷代時有發生；一些少數民族政權最終擊敗中原王朝而入主中原並不罕見，如前趙、前秦、北魏、金朝、元朝；中原王朝也因與周邊民族的矛盾和衝突而多次遷徙政治中心，但這些現象都不意味著“中國”淪陷。至于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認同中華文化，乃至以“中國皇帝”、“奉行正朔”自居，更彰顯出中華文化的“正統”並未因其取代中原王朝而喪失斷絕。實際上正是在各民族的接觸、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中華文明得以更廣泛地傳播，而各少數民族的內遷也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注入了新鮮血液。尤其是在清代，各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滿族入主中原，與中國歷史上其他時期的周邊民族入主中原並沒有性質的差別，不同的只是在接受中華文化的深度與廣度上，清朝躍上了歷代少數民族政權難以企及的巔峰。
清廷是政權儒學化王朝
文化沒有優劣之分，文明程度卻有高低之別。如同中國歷史上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入主中原的滿族有一個自覺接受先進的中原生産方式、學習儒家文化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與歷史上中國境內其他社會發展相對滯後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不斷調整自身以適應新的發展需要如出一轍。
“夷狄”與“華夏”是我們祖先區別周邊與中原的兩個概念。“夷狄”這個詞本身沒什麼貶義。傳説創造青銅文明的商族即屬于以鳥為圖騰的東夷部落集團的一支。而禮樂文明的創建者周人，其先祖也興起于戎狄之間，甚至可能是從羌人中分化出來的一支。古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區分“華”、“夷”的標誌不是“血統”、“種族”或“地域”，而是“文化”。“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正是以文化為標誌區分“華”、“夷”的明證。明人是否稱滿族為“夷狄”尚待別論，但這個生息繁衍在中國東北邊疆的少數民族很早就認同華夏文化則是無可置疑的。明代中葉，建州、毛憐等處的女真“樂住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至16世紀末葉，朝鮮使臣在出訪建州後稱：“所經處無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開墾。”再後的努爾哈赤天命時期，農耕經濟更為發展。農耕經濟是華夏族的特色，女真人在明代中葉後，已逐步放棄了漁獵畜牧經濟，接受了華夏生産方式，這是認同華夏文化的顯著標誌。
除了清兵入關後的短暫時期外，對華夏治統與道統的認同是滿族貴族集團入主中原前後的文治主流。他們以中華文化的當然繼承者自居，自覺接受儒家文化，努力實現治統與道統的合一。
努爾哈赤對儒家文化掌握程度相當高，不僅熟悉“中國知識”，還能讀書識字，尤其愛看《三國》、《水滸》。他不但自己主動學習儒家文化，而且還請了一個叫龔正陸的漢族知識分子負責給自家子弟講授。進入遼沈地區後，他更是採取一係列措施，著力強化和加深對儒家文化的學習，並用以指導政權建設。如注重對儒家倫理的吸收，正式提出效倣明朝建立行政管理制度，重視在八旗教育中引進儒家文化等。努爾哈赤曾對家人説：我們家族的歷代子孫都應當懂得孝敬父母、敬重兄長。“孝悌”正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
天命十一年，努爾哈赤去世，皇太極即位，他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宣布將儒家“三綱五常”思想作為施政指導，並運用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去；他接受了漢族知識分子提出的“勤學問以迪君心”主張，積極學習儒家經典著作；大興漢文典籍翻譯之風；採納漢族官員提出的“漸就中國之制”的政權管理理念。
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政權接受儒家文化的進程自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已經開始。歷經順治、康熙朝，在漢族士大夫與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共同努力下，最終確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順治、康熙二帝也被塑造成為受到中原民眾認可的聖賢君王。
順治、康熙二帝均是在幼年即位，可塑性強。因此，漢族士大夫本著“君心正則天下治”的理念，積極推動最高統治者學習儒家文化。順治二年三月，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就以“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學為首務”為由上疏順治帝，要求在帝王的教育中注重儒學訓練。此後，一大批漢族官員紛紛請求皇帝及早舉行經筵大典，要求最高統治者將儒家經典，尤其是理學要義作為提升執政能力的根本手段。到康熙帝親政以後，以熊賜履為代表的漢族官僚中的有識之士再次呼吁最高統治者加強對儒家文化的學習，踐行理學經典。
確立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是清王朝入關後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和實施政治統治的必然需要，順治、康熙二帝對儒家文化均採取了主動態度。作為滿族入主中原後的第一位帝王，順治帝在親政後，對吸收和借鑒儒學更為積極。九年，順治帝以“臨雍釋奠”的方式公開表達對孔孟之道的崇奉。十二年，他又明確提出帝王治理天下，要以文教為先的政治主張。
如果説順治帝還談不上對用何種思想資源來進行政權建設有深刻的思考和認識，而康熙帝則不同。康熙帝自幼即有志于學習儒家經典。他在用儒學作為身心修養的同時，又積極將它運用到政治實踐中去。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親自撰寫《日講四書解義序》，明確提出“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係”，這就實際上是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向全國明確了要將儒家道統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針。而康熙帝本人遂名實相符地成為漢族知識精英心目中實現“道與治之統復合”的理學皇帝。從總的歷史趨勢看，到康熙中葉，清廷逐漸實現了政治儒學化，與此相伴的是，清朝政治完成了由滿洲傳統政治向中原政治的歷史性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政權儒學化過程中，滿洲貴族內部掀起了學習理學要義的熱潮。譬如，原本對漢文化不感興趣的孝莊太后，在讀到《大學衍義》時，對理學的基本主張表示讚賞，宣稱，人主“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興化，必先修己”。國舅佟國維，“不以攬權為要，暇時惟延學士講文藝以為樂”。
清朝統治者積極、認真、執著地實行政權儒學化，全面繼承與弘揚了中華文化。順、康二帝及其後繼者由此汲取著豐富的政治智慧為治國經驗，卓有成效。尤其是康、雍、乾祖孫三代精心合力締造的王朝盛世，堪比漢唐，超越宋明。明清易代，中華歷史文化一如既往地得以傳承與發展。
奇談怪論美化日本侵略
以上歷史事實説明，清王朝是一個由明王朝統轄下的周邊民族與地方政權逐漸發展壯大，最後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即便將其視為“夷狄”，也改變不了她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境內民族的性質。如同中國歷史上其他時期周邊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權一樣，最終仍然要接受高于自身的中原文明，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正因如此，清王朝作為取代明王朝而建立的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是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形成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滿族作為明清易代之際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不但沒有滅亡中國與中華文化，相反，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又一次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某些日本學者、政客與媒體在明清易代問題上炮制的各種奇談怪論，經不起史實與邏輯的拷問！
事實勝于雄辯，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民擴張的大陸政策的産物，是一場日本陰謀策劃和悍然發動的赤裸裸的侵略戰爭。尤令中國人民永志難忘的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變本加厲地侵略與掠奪中國，成為給中華民族造成深重苦難的最兇殘的帝國主義列強之一。某些人將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美化、包裝成“解放中國”、“光復中原”，為中華文化恢復“正統”之戰雲雲，純屬自欺欺人、別有用心的無稽之談。説穿了，這只不過是他們為侵略中國的日本戰爭狂人所提供的借口而已。（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朱昌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