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薛松與克林頓總統在辦公室商討演講稿。薛松供圖
傑夫·薛松 1991年畢業于布朗大學，1993年于牛津大學歷史係獲得碩士學位。1997年，克林頓總統因讀到其著作《彼此蔑視》（講述林登·約翰遜總統與肯尼迪總統胞弟的恩怨）而邀請薛松加入白宮寫作團隊，之後薛松成為白宮副首席演講撰稿人。三年間，薛松領導了1999年和2000年美國國情咨文以及總統謝幕演説的寫作。目前，薛松是華盛頓頂級寫作公司“白宮西廂寫手”的創始合夥人。
1999年1月19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發表國情咨文。
1月2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會發表任內第六份國情咨文，闡述美國內政外交狀況，備受關注。國情咨文可謂是美國總統除就職演講外最重要的演講，雖然都是有關內政外交，但與政府工作報告不同，它是一份極具總統個人色彩的演講。
這樣一份重中之重的演講濃縮了白宮寫作班底全部智慧，曾任克林頓總統白宮副首席演講撰稿人的傑夫·薛松負責領導過兩份國情咨文的寫作。近日，薛松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揭秘如何為總統寫作國情咨文。
1 入職白宮
有工作經驗，通過寫作測試
新京報：1997年，克林頓總統邀請你加入白宮寫作團隊，是什麼樣的特質讓你獲此殊榮？
薛松：很多白宮寫手都沒受過專門訓練，但要得到這份工作，確實需要有相關經驗。對于我來説，他們看重我有寫作歷史和政治方面文章的經驗，即便沒有寫演講稿的經驗。他們還對我進行寫作測試，這是招募白宮寫手的基本環節，題目是假設總統要發表一篇關于教育問題的演講，要求就此寫一篇演講稿，我想我最終通過測試。
新京報：你不但通過測試加入白宮寫作團隊，之後還升任該團隊副首席演講撰稿人，領導了1999年和2000年國情咨文寫作，寫作國情咨文和一般演講稿有怎樣的不同？
薛松：國情咨文演講比其他演講要長，要經歷很長流程，這不僅是寫一個長演講稿，更是一個協調的過程，要與總統一年工作議程以及年度預算相協調。另外，很多政府部門人員都要投入到國情咨文起草工作中。不僅如此，不像一般的總統演講稿由一個人寫，國情咨文則是團隊合作，我們通常會將稿件分成好幾部分，例如教育、外交、開頭、結尾等等，分配給團隊成員。
2 寫作過程
總統全程參與 要寫25至30遍
新京報：正如你所説，國情咨文非同一般演講，是一項龐大的工作，從初稿到終稿一般需要經歷怎樣的過程，要多長時間？要反覆寫多少遍？
薛松：我和奧巴馬的國情咨文寫作團隊進行交流過，國情咨文寫作一般從11月底感恩節時開始，流程大同小異，克林頓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差不多，初稿一般在新年時出爐，總統會在假期時審閱，一月份時會不斷重寫以完善演講稿。而且，在發表國情咨文前一周，還要彩排。這個過程一般要兩個月，從初稿到終稿經常要重寫25到30遍，其間還有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改動。另外，白宮不是一個適合靜心寫作的地方，因為每天有很多會議，有很多人，你很難找到安靜的時間去專注寫作。
新京報：國情咨文包含美國一年內政外交，總統在這個過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薛松：克林頓幾乎全程參與國情咨文起草工作，奧巴馬也差不多。寫作初稿前，我們會與總統開會商討確定主題，討論很長，通常要兩三次。之後我們寫出大綱，再與總統討論，接下來重復這個過程，總統會親自在稿子上做批註，標出需要改動的地方，有時他會説，“讓我們討論一下”，我們便會開會討論為什麼需要改。
3 溝通方式
用外交迂回方式向總統提意見
新京報：你如何處理與總統的不同意見？總統會接受你的意見嗎？
薛松：你要意識到這是總統的國情咨文，是他的演講稿，你是去幫他的。同時，寫作團隊也被要求提供建設性觀點，但不能用不合適的方式反駁總統。如果你的意見與總統相左，你要用外交迂回方式向他提意見，如“總統，我們很高興並一定會按照你説的去做，但可否有一點改變”，如果你這麼説，總統就會樂于接受，他通常的回應是“很好，我也喜歡你的建議”，他經常接受我們的意見。總之，國情咨文是總統和寫作團隊的協作，但並不是平等的協作，因為你是為他寫作，總統有決定權。
新京報：和總統一起起草國情咨文過程中，最令人興奮的是什麼？
薛松：你會有很多發揮空間，可以把有創意的點子都用上，有時我們的文字也會激發總統想出新觀點，總統也會要求我們在稿件中加入有創意的東西，這是一個互動、合作以及有創意性的過程，很有趣。雖然是總統做決定，但寫作團隊的角色絕不是一般秘書，不是被動接受命令。如果是那樣還不如總統直接給指示，然後讓人照本宣科打字出來。
4 內容選取
內閣成員會打電話要求加內容
新京報：除了總統，誰還能影響國情咨文中的內容？
薛松：所有內閣成員都會參加國情咨文起草工作，他們都希望總統能夠在演講中提及本部門的重要工作計劃，因此內閣成員會常給寫作團隊打電話，説“請把這個或那個”加入演講稿，但有些能加有些不能加，寫作團隊會輔助總統做出內容取舍上的判斷。
新京報：你是否會避免用敏感詞匯去描述一些敏感話題？例如，小布希總統曾在國情咨文中稱伊朗、朝鮮、伊拉克是“邪惡軸心”。
薛松：當寫到涉及外交事務部分，要格外小心用詞。2002年國情咨文中有關“邪惡軸心”的説法，不僅激起那三個國家的憤怒，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引發不滿。很難相信他們會認為使用這樣的詞匯不會引發爭議，這樣的用詞有些不當，作為白宮寫手，你的工作是避免造成這樣的麻煩。
新京報：今年國情咨文中多處提到中國，通常如何寫作涉及中國的問題？
薛松：不僅是在國情咨文中，在其他演講稿中若涉及中國問題或其他重要國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都會對這一部分仔細審閱。有時，國務院也會審閱，確保內容與美國外交政策一致，避免你選擇的詞匯改變了外交政策。雖然我也學習了很多有關中國的知識，但我會向中國問題專家咨詢用語是否恰當，特別是被翻譯成中文後的意思，確保不出錯。
新京報：在國情咨文寫作中遇到的最大難點是什麼？
薛松：首先，國情咨文要包含的議題太多了，每個人都想加入自己的內容。如果你對一個閣員説可以，你很難對另外一個説不；如果你拒絕了一個閣員，他可能會很不高興，會找總統説理。因此，要與各方協商理清所要包含的內容。其次，國情咨文包羅萬象，並不是單一話題，如何將這些內容有邏輯地組合在一起是難點。
新京報：有媒體將白宮寫作團隊稱為幕後英雄，你作為幕後英雄之一有何感受？
薛松：我不認為白宮寫作團隊成員會認為自己是某種英雄，你總要意識到，你不是明星，你不是注意力焦點，但你有機會輔助美國總統，並使其更有效開展工作，這是一個幸運的經歷，要時刻保持謙遜。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王曉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