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藥方有其局限性，加之中東地區各國國情復雜，即便從中長期看，西式民主也很難幫助阿拉伯國家實現民族復興
2011年中東劇變本是一場包含多重訴求的全面變革，但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卻被簡化為“民主反對獨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亞、葉門、突尼西亞等國實現政權更替後，相繼開啟了西方式的“民主化”進程（多黨選舉、三權分立、大眾參政等）。
然而，從過去四年來的實踐看，“民主化”並未使相關國家情況好轉，反而陷入政治動蕩與經濟惡化的惡性迴圈。
“民主”藥方有其局限性，加之中東地區國情復雜，即便從中長期看，西式民主也很難幫助阿拉伯國家實現民族復興。中東“民主化”進程仍將曲折前行。
中東需要解決的是結構性問題
2011年起始的中東劇變實際是“阿拉伯綜合徵”長期積累的總爆發，而導致這些症狀的“病根”是若幹結構性問題。穆巴拉克、本·阿裏等人統治下發生劇變的國家，冰山之下還有龐大的政治經濟結構在發揮作用。
中東劇變初期，抗議民眾提出旨在全面變革的“麵包、自由和社會公正”口號，不僅反對獨裁和政治壓迫，也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但他們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導，也沒有實現國家變革的計劃、組織、領袖和戰略遠見，更談不上規劃未來的發展藍圖。統治者倒臺給很多人造成“革命已經結束”的印象，下意識地將向西式民主轉型視為革命勝利成果的體現和延伸。突尼西亞、埃及、葉門、利比亞等國在政權更替後，相繼選擇了這樣的道路。
但迄今為止，“民主化”非但未能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妨礙了真正變革的發生。究其原因，第一，“民主化”與生産關係變革實際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要真正改善民生，實現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就需要強行打破現行階級特權，變革不合理的社會生産關係，而完成這些任務又需要有強大力量的領導人和政府；要實行憲政民主，前提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對現行經濟和階級結構進行根本性變革。阿拉伯國家“民主化優先”的轉型路徑，反而掩蓋了這些國家的真正難題和解決路徑，使生産關係變革的任務變得幾乎不可能完成。
第二，“民主化”無法實現階級更替，因而沒有抓住政治變革的症結和本質。政治的本質是政權問題，政權的關鍵是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就此而言，國體問題(即政權階級基礎)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民主只是遴選領導和政治運作的機制，它只解決所謂“程式合法”問題，不涉及“階級更替”這一根本性問題。中東“民主化”看似熱鬧，實則是在“政體變革”等次要問題上打轉轉，很難實現統治階級更替，更難觸及經濟結構變遷。指望通過民主選舉改變不合理政策路線，無疑是緣木求魚。
從實踐來看，中東“民主化”只開花，不結果。突尼西亞、埃及等國除了更換領導人以外，基本沒有觸動社會經濟結構，打破原有制度或改變社會環境。比如埃及，“民主化”以來該國政治經濟結構基本沒有改變，正像有學者指出的，埃及革命更像是“輪流坐莊”，而非“政權更疊”。還有學者直言，中東劇變不是一場革命，歷史沒有向前發展，而是已經偏離航向。
實際上，沒有經濟發展和經濟平等基礎上的政治民主和政治平等，形同空話。這就像一個人得病，發燒只是症狀，發炎才是病根，要想藥到病除，除了退燒，還必須消炎。將“民主化”作為解決“阿拉伯綜合徵”的藥方，就是只退燒不消炎，結果只能使病情更加嚴重。
解決諸多難題更需要“強政府”
一個國家選擇哪種政體，主要取決于國家的發展階段和面臨的主要任務。西方列強在崛起過程中，幾乎都是代表先進生産力的階級佔統治地位，且不約而同地將建立“強政府”作為強國的政治保障。第二輪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幾乎都是在威權體制下完成現代化。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由于同時面臨工業化、壯大中産階級、國族整合等諸多難題，建立具有較強資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強政府更符合實際。
當前中東阿拉伯國家面臨的問題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為復雜，因而更加需要強政府。當然，多個中東強人政權倒臺已經表明這類政權存在弊端，但其症結在于當權者背離人民，使公權力變成為了權貴撈取好處的工具。問題是，當通過武裝鬥爭或民眾抗議等方式推翻原政權後，抗議者簡單地將問題歸咎于強權本身，為消除“一言堂”和終身制等積弊，希望用“民主”的優點來消解“獨裁”的缺點。西方民主政治強調分權制衡、多黨競爭、個人權利等，一定程度上民主制度的維係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言之，就是將“菜刀磨鈍”的過程。
在“革命”之後開啟了“民主化”進程的阿拉伯國家，這種“民主化導致低效和失序”的弊端體現得就更加淋漓盡致。這些中東阿拉伯國家即使犧牲眼前，承受了政治動蕩和經濟惡化之苦，也難以贏得長遠，反而會使動蕩成為常態；民眾在此間非但不能真正享受“人民當家作主”的好處，反而充分體驗了民主政體的弊病和壞處。而且，在“民主化”語境下，使用強硬手腕恢復秩序難度甚大。比如，伊拉克前總理馬利基從2008年起試圖加強集權，此舉卻加劇了遜尼派和庫爾德人的離心傾向，反對者紛紛將其視為“伊拉克諸多問題中的最大問題”；埃及前總統穆爾西曾要求軍隊鎮壓抗議者，馬上被民眾稱為“長胡子的穆巴拉克”，支援率迅速下降。
“民主化”不能生搬硬套
美國從獨立到黑人選舉權利實現用了兩個世紀，法國從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國穩定下來花了150多年，英國實現普選歷經兩個多世紀。缺乏實現民主的基本條件，又不肯耐心經歷足夠的歷史和物質積淀，急于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實際就是列寧曾批評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最終只會導致“早熟民主”和“壞民主”。中東國家的“民主化”就屬于這種情況。
一是物質條件不具備。李普塞特等政治學家認為，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水準呈正相關性。據統計，每人平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國家幾乎不可能成為民主國家，而每人平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間的國家，雖然有這個可能，但或許仍是不穩定的。只有一個國家的每人平均收入達到3000～4000美元，才最有可能實現穩定、民主的發展。近年來，這一民主“經濟門檻”提升到每人平均6000～7000美元。多數中東阿拉伯國家還達不到這一標準，在物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忙啟動“民主化”只能導致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使原本薄弱的經濟底子更加捉襟見肘。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備。多數阿拉伯國家國內不存在成熟而強大的世俗政黨，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較低。在沒有政治制度保障的背景下擴大民主參與，一則使新生黨派多如牛毛，但均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和影響力；二則普通民眾缺乏通暢的表達渠道，轉而競相通過工人罷工、學生造反、商人罷市、平民示威、軍人幹政等熟悉的方式表達訴求。二者相互疊加，致使政局混亂無序，國家日趨被帶到災難邊緣，民主政體本身亦面臨威脅。2013年7月埃及穆爾西政府執政剛滿一年就被趕下臺，就充分説明這點。
三是缺乏實行西式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的正常運轉，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各方遵守“遊戲規則”（如獲勝者懂得“權力邊界”，敗選者願賭服輸等等）。阿拉伯國家恰恰缺乏這種政治傳統。縱向看，中東自四大哈裏發統治結束以來的1300多年歷史中，始終沒有過民主政治。
橫向看，阿拉伯國家信奉的伊斯蘭教不僅僅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還是意識形態、法律體係和政治道路，與現實政治關係密切。而在伊斯蘭傳統價值中，現代性、民間機構、平等、獨立思考、婦女權益等均顯得非常陌生。政治伊斯蘭勢力將民主選舉視為合法上臺的新方式，卻不會借其推行“自由民主”。例如，2012年6月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後，大力推動禁酒、戴面紗、男女分開等“伊斯蘭化”政策；突尼西亞復興黨掌權後，總統馬爾祖基拒絕把“男女平等”條款寫入憲法，薩拉菲派頻頻襲擊電影院、展覽會、酒吧及世俗政治家。這些主張與世俗民主價值觀格格不入，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宗教勢力與世俗化力量的矛盾日趨公開化。
中東“民主化”轉型的經驗一再表明，“一人、一票、一次”的“民主化”經常導致政治伊斯蘭上臺，使民主化變成伊斯蘭化；要維係世俗發展道路，主要靠有違民主的威權專制。要麼是“專制的世俗化”，要麼是“民主的伊斯蘭化”，唯獨沒有“世俗的民主化”。
此外，同質化（共同的國家認同、政治信仰和平等的社會結構等）也是西式民主運作的重要前提。而伊拉克、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的國家建構普遍沒有完成，國內民眾的種族、教派和部落意識也遠高于國家意識。在此背景下啟動的“民主化”，勢必導致政治動員沿著教派、種族界限展開，使這些國家教派矛盾凸顯，分離主義抬頭。□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 田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