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４月份要去越南。”
毫無預兆，這句話就這麼輕飄飄的從坐在我對面滿頭白發的老者嘴裏吐出來，就好像下班了要去附近市場買生活用品一樣簡單。
見我沒反應過來，他樂呵呵地衝我眨眨眼，解釋道：“今年是越南戰爭結束四十周年，他們邀請我過去。我應該查一下機票。”説完他拿起他那金光閃閃的蘋果手機，顫顫巍巍地操作起來。
William M. Reilly，新華社聯合國分社的雇員，大家習慣叫他比爾。年齡出于禮貌沒有細問過，但估摸著也六、七十歲了。比爾曾經供職于合眾國際社（合眾社）。説起它，對于我這個新聞專業的人來講，實在是傳奇般的存在。１９５８年，合眾社由兩家通訊社合並成立，如日中天的時候，同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並稱為國際四大通訊社，瓜分了世界各地區的新聞業務。１９９１年，合眾社不敵美聯社、路透社的競爭，宣告破産，後雖調整復業，但終究不如當年。
比爾經歷過合眾社的光輝歲月，他參加過越戰報道，在聯合國擔任合眾社通訊員長達１５年。對我而言，他就像活化石一樣，渾身上下都是故事。
比爾保持著資深媒體人的很多習慣：每天讀報，開工前一杯咖啡，每寫完一篇稿件都會認真填寫好稿簽；正式場合穿西裝打領帶，平時習慣穿襯衣和開衫，維持著文化人基本的體面。比爾在靠辦公桌的墻上貼了一張他在越南時的照片，穿得跟美國大兵一樣。偶爾我看到這個頭髮已全白，鼻梁上架著無框金邊眼鏡的老者在電腦前敲打文字的時候，我都會止不住好奇照片裏有怎樣的故事。
思緒拉回來，在聯合國寬敞明亮的食堂裏，他提起要去越南這個話題，我便無心對付眼前的午餐，洗耳恭聽他的絮絮叨叨。
那是在越南西貢的一個夜晚，正值越南新年，城市裏有慶祝活動，觥籌交錯，但是比爾決定早點回到住處休息。剛躺下，他就聽到了類似槍炮的聲響，一開始他懷疑是煙火，但是記者這個職業賦予他的敏銳讓他沒有漏掉一個重要的細節。
“我聽到‘嗒嗒嗒，嗒嗒嗒’這樣的聲音，然後我意識到這不是煙火，”他用手比了一個槍的姿勢。
比爾立刻聯繫了合眾社在西貢的辦公室，離他的住處並不遠，隔幾條街，他告知值班人員需要播發消息。然而對方説你過來發吧，比爾愣了一下，答應了。
其實作為一個聽故事的人而言，我很難理解這種下意識的反應。外面是漆黑且危機四伏的街道，出去會不會被流彈擊中？會不會發生難以預料的事情？但當事人似乎沒想那麼多，也沒有過多的英雄主義情結，就只是一種“我得去工作”的態度，如此輕描淡寫。
我們走出食堂，坐電梯去到媒體工作區，這一路上，比爾都在滔滔不絕，並且配以各種還原當時場景的動作，他似乎很樂意説起過往。他説他當時只敢貼著街邊的矮墻走，身子盡量蹲低。有一個越南人在陽臺上看見了他，問他去做什麼，比爾説我得去工作，那個越南人反應頗為激烈，覺得這人是不是瘋了。
比爾繼續穿行在西貢的小巷裏，走到一個拐角，他低下身子探出頭去看街面的情況，這時兩個美國大兵出現在他身後。比爾保持著令人敬佩的鎮定，粗粗聊幾句，他得知這兩個美國大兵本來隨車隊一道，後來車隊被炸毀，兩人只能徒步尋找停留處。他們問比爾這個時候在街上做什麼，比爾又説了一遍：“我去工作。”
説到此處，比爾有點得意地笑了。那是１９６８年，並不算著名的越戰春節攻勢。但在西貢維持長達三天，越南的傳統首都順化激戰持續一個月。
接下來的故事其實不難想見，比爾安全抵達辦公室，按流程播發了稿件。聽上去簡單到理所當然。但這簡單中承載著安危與職責。
一個記者，能夠于這種情況下順利完成工作並且全身而退，需要的不僅是勇氣，還有智慧以及專業素養。我眼中的比爾是一個把職業融進生活的人。他年紀大了，使用手機都不怎麼利索，但保持著清醒的思維，尋找著新聞點。有時候周末不用來聯合國上班，還會收到他在紐約街頭髮來的短信：“時代廣場犯罪現場，男性被刺，貝爾維尤醫院，DOA（送達已死亡）。”
人們常説記者是時代的記錄者。從比爾身上我體會到，那些敲敲寫寫，刪刪改改，日復一日記錄時代的人，也因為這份職業形成了某種習慣和秉性。記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也在他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記者印記。（史霄萌 新華社駐聯合國分社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