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國際學部主任張蘊嶺。沈晴 攝
新華網北京4月10日電 （記者 彭純 張免 沈晴）近來，“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在國際舞臺上刮起了一陣“中國風”，也讓各種“中國威脅論”的聲音甚囂塵上。面對質疑聲，中國社科院國際學部主任張蘊嶺日前在接受新華網專訪時表示，“一帶一路”戰略不是中國的“獨角戲”，而是沿線各國共同建設、共同受益的“大合唱”。
“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的三大差異
目前，不少媒體將“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投行分別比作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和布雷頓森林體係。在張蘊嶺看來，這兩者沒有任何可比性，他從三個方面分析了這幾者間的差異。
首先，從性質上看，“馬歇爾計劃”是當年援助歐洲復興的計劃，是一個援助性計劃；“一帶一路”並不是援助，而是中國提出的倡議，是共用共建的一個大規劃。
其次，從特點上説，“馬歇爾計劃”是由美國人出資，援助歐洲經濟復興、重建；而“一帶一路”不僅中國一家出錢。中國是倡導者和參與者，當然也可以起領頭的作用，但“一帶一路”絕不是中國唱“獨角戲”，而是沿線各國“大合唱”，官方文件也闡明其目的是共同建設、共同受益。
最後，從方式上看，亞投行、絲路基金、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基金、在上合組織推動建立銀行、在金磚國家推動建立銀行等，是建立一種新的融資機制，對現有的機制並不是替代，而是補充。
亞投行不只是為“一帶一路”服務
張蘊嶺介紹，當下與亞投行類似的國際機制主要就是世界銀行，它最初設立的目的在于幫助戰後歐洲恢復重建，與“馬歇爾計劃”相輔相成。當歐洲逐步穩健發展後，世界銀行的功能便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建設中來，但其資金量有限，並且網撒得較廣。
在區域內的亞洲開發銀行資本金一千億，投資領域也很廣泛，而且不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因而投入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資金也就相對較少。所以區域內需要一些新的融資機制，亞投行便是其中之一。亞投行不只是為“一帶一路”服務，而是更廣泛地用于支援亞洲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
過去，其他合作性的國際、地區的金融機制無法提供此類資金，因為基礎設施建設時間長、收益慢，這就需要一種具備特殊功能並且定性的金融機制。此外，亞投行還會採取一些PPP（公私合作）的方式，也就是公共資金和私人資金共同結合，這也會吸引一些除政府投資外的民間資本參與進來。
“一帶一路”連接歐洲向東與中國向西
在被問及“一帶一路”進入歐洲經濟圈對美歐之間在政治經濟上的同盟關係帶來什麼影響時，張蘊嶺説，“一帶一路”對美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同盟關係應該沒有太大影響。歐美同盟關係有兩層，一層是緊密合作，另一層就是安全。“一帶一路”是打通各關節，建立廣泛的發展帶，實際上對歐洲美國都有好處，它接通了東部亞洲和歐洲的聯繫，還包括了中亞、西亞這一片廣闊地區。
目前，歐洲最發愁的就是經濟找不到增長點。90年代歐盟就曾發表過“開拓新邊疆，到亞洲去”的文件。後因金融危機、東南亞危機擴散，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又遇到歐元危機，內部經濟不振。“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正好將向東走的歐洲和向西推的中國契合起來，為歐洲走進亞洲市場搭起了一座橋梁。
歐洲加入亞投行是率先“造反”？
截止4月1日，提交申請加入或已經加入亞投行的共有52個國家和地區，除了美國和日本，世界上沒有哪個重要的經濟體缺席。顯然，美國與日本在現階段選擇不進入亞投行，對自身的影響自然是不可小覷。
有人説歐洲加入亞投行是率先“造美國的反”，張蘊嶺表示這樣的説法不妥。他認為，歐洲國家(在之前的體係中)不佔主導地位，也沒有什麼負擔，既然有個新的亞投行，有機會就可以過來。同時，從經濟意義上來説，這些國家希望參與亞洲建設來拉動本國經濟，也有現實利益。
張蘊嶺説，沒有參與權、沒有決策權、沒有影響力，是美國和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對自身的影響。他認為，一開始亞投行讓美日有點“發懵”，因為亞行、世行等現有機制都主要由美日掌控。但將來事實會證明，新的亞投行和現有的機制將會是一種互補關係。
在解讀日本為何選擇暫不加入亞投行時，張蘊嶺分析説，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轉換問題。日本對中國的崛起非常敏感，需要一個適應期來考察中國的動向。亞行的行長表態很清晰，將來亞行將會和亞投行進行合作，兩家合起來才能做大事，只有一家顯然是不夠的。到現在為止，日本政府也沒有明確表態參加與否，實際上是留了一個後路。事實上日本也許只是接受不了一開始就參加亞投行，更何況還有美國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