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輿論監督為何總是一陣風？

歲末，盤點輿論監督的成果頗令人欣喜：春運票價上浮問題在輿論的聲討中得到解決，廈門PX項目經媒體關注後被緊急叫停，洪洞黑磚窯被媒體揭批從而大批現代“包身工”獲救……

然而，也仍有些輿論關注的焦點至今沒有下文：“警察槍擊教授事件”在發生之初媒體集中報道後，時隔近兩月的年底卻依然沒有公布處理結果；“華南虎照片事件”目前仍讓人一頭霧水；“縣委書記刑拘議政者事件”至今無官方介入調查的聲音……

現代社會，媒體被看作繼立法、行政、司法之後的第四種權力。輿論監督當然也被“民主學者”及廣大群眾寄予厚望。輿論監督的廣度和深度被看作一個國家政治民主程度的重要標志。近五年來，中國媒體也逐漸開始享受到“無冕之王”的尊崇，媒體輿論監督關注社會熱點的自由度和積極性空前提高。

然而，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卻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監督傳統的國家不得不思考的問題。目前，中國輿論監督狀況可作如下概括：先是某一媒體(幾家媒體)率先披露某事件，接著眾多媒體跟進報道，同時會有一批評論“集中炮火攻擊”(當然，這些評論態度可能一邊倒，也可能分成兩派而打得不可開交，或者是穿插一中間派而三派並立)，接著是一些評論員或專家級人物對輿論監督本身進行反思，諸如“輿論豈能棒殺”、“輿論暴力”、“輿論群毆”雲雲，至此，監督之聲漸弱，直至銷聲匿跡。鮮有媒體追問事件的處理結果到底如何，媒體的關注點又成為繼續捕捉新的熱點或加入對新熱點“密集”報道。相關方面往往是在媒體關注時說著一套，媒體關注度降溫時做著另一套。如此循環，儼然如流水賬一般，監督效果可想而知。

那麼，媒體監督看似一派欣欣向榮，但實際監督效果不佳的症結到底在哪裏？這不能不說是媒體輿論監督的價值定位問題。事實上，媒體監督的價值定位本不應成為問題，因為監督制約公權力、揭批社會醜惡現象、維護群眾利益應是媒體監督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在轉型期的中國，浮躁、功利成為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公權機構職能定位不清晰、社會組織作用不明確。媒體在由“事業走向企業”的道路上，其功能定位也開始向經濟利益一邊傾斜，于是便催生了“紙餡包子”，便有了“洪金寶逝世”的假新聞，還有了煞有介事地“悼念一代功夫巨星”的評論。當“紙餡包子”被掰開後，當“死去的”洪金寶發表他依然健在的聲明的時候，全國人民才算切實明白，在媒體關注民生、輿論監督的大旗下面，其實掩藏了更多“利益因素”，“眼球效應”成了媒體報道的指揮棒。

和諧的“社會生態”需要健康而有效地媒體監督。健康而有效的媒體監督需要媒體監督功能定位的回歸，即要以監督制約公權力、揭批社會醜惡現象、維護群眾利益為宗旨。報道社會熱點不只在乎其新聞效應，更關注問題的解決；關注熱點不只“趁熱、跟風”，更要“常回頭看看”。（紅網代福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