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0月我到河南輝縣訪問時，正逢太行的秋天。溫煦的陽光撫慰著峻峭的崖壁，山谷間雲蒸霧涌，翻滾著金色的光柱，一樹樹燦黃的柿子，深紅的山楂，襯著青藍色的群巒疊嶂，就像一幅精心寫就又漫不經心地留在這兒的油畫。這是一塊讓我夢牽魂係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我曾幾度報道過這兒的人民治山治水的情景，許多激動人心的人和事至今還深刻在記憶裏，有時清夜夢回、憑窗遠眺，我都會猛然想起這些，雖歲月流逝亦難以忘懷。
抵達輝縣的當天下午，我們就奔向縣城東北方向的拍石頭鄉。這個鄉當年是全縣最窮困的山區，大部分處在一條幹旱的郊東溝裏，1969年8月才單獨劃出來，成為拍石頭公社。一個在戰爭年代打過遊擊的老共產黨員孫釗，帶領十七八個幹部來到這裏開展工作。當時的拍石頭，全境沒有一塊平川，也沒有活水源，25道荒山野嶺全是光禿禿的，13條大河溝亂石滾滾，土地是“瓢一塊碗一塊”地“挂”在山腰上。解放後20年間，這裏年年吃返銷糧，甚至連群眾的吃水和燒柴問題都沒有解決。
汽車沿著柏油公路飛馳，窗外掠過的已不是當年的荒涼景象，而是一片片綠林，一條條整齊的梯田。在連綿不斷的梯田中段，有一處斷裂帶，幾百米長的河灘原封未動地擺在那裏。這是當年在這兒為子孫造福的人們，特意給後人留下的一塊荒灘，它告訴人們什麼叫當年的亂石滾滾。荒灘上豎了塊醒目的牌子，上寫“教育灘”三個大字。這鮮明的今昔對比不僅述說著郊東溝的變遷，更昭示人們不能忘記苦難的過去。看到這些，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我兩次到此採訪的情景。那時千軍萬馬築堰造田的景象倣佛就在眼前。我永遠忘不了，就是在改造這條郊東溝的工地上，我第一次看到那個一身補丁、兩鬢斑白的公社書記孫釗同志。以後，他不幸去世，我也是在這條溝裏，沿著梯田，踏著青石，到處追尋著他的足跡。如今十多年過去了，往事依稀，更覺得這梯田倣佛就是他理想和生命的再現，老孫釗也許又會從這梯田裏匆匆向我走來。
汽車把我們送到鄉政府依山建成的院落。門口是一排兩層樓的樓房，遠比當年拍石頭公社氣派多了。但我沒有走進這個院落，只急切地想尋找那個我採訪過的公社舊址。我記得，那是一座用石塊壘起圍墻的破舊的小院，只有十來間矮墻小窗的舊式民房，其中五間原是供銷社的舊倉庫。後來成了拍石頭公社幹部們的宿舍兼招待所，地上用麥秸鋪成大通鋪，十幾個人就這麼擠著一起睡。那小小的辦公室裏，公社書記孫釗和黨委委員們合用一張辦公桌，每人一個抽屜放文件，屋裏最齊整最顯眼的東西是每人一個盛衣物的舊炸藥箱。那些小屋冬天透風、夏天漏雨，要不斷修補才能住人。縣裏幾次撥款給他們蓋新房，可他們都把錢用在造田修路上了。記得我第一次採訪時，小院的大門上還貼著兩條毛主席語錄：“既當‘官’又當老百姓”，“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那是孫釗到任後不幾天讓人寫的。
兩位鄉幹部把我們帶進那個小院。西斜的陽光灑了一地，帶著谷香的秋風輕輕地搖著樹枝，搖著窗扉。院裏靜悄悄的，所有的門都鎖著，一如當年大戰郊東溝時那樣。我借著陽光，從門縫向裏張望，又把同行的年輕記者叫過來，讓他看看當年拍石頭的幹部們在那場改變大自然的戰鬥中，是如何生活過來的。
現任鄉黨委書記霍永，今年39歲，當年是孫釗領導下的治山治水專業隊隊長。另一個鄉黨委委員路軍昌，那時候還是個跟隨孫釗的小通訊員。他們和孫釗剛來的時候，這裏山窮水窮人更窮，老百姓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沒燒的。孫釗到任的第一個冬天，縣委書記鄭永和為支持這個新建公社的工作，曾帶領縣委的幹部們拉著架子車把煤從縣城運到公社。然後再由公社的幹部組成扁擔隊，挑進深山。從公社所在地到張泗溝一帶，40裏高山陡坡羊腸路，空身走都很艱難。5l歲的孫釗每次都擔上100多斤煤領頭爬這條險路。那時候正逢下雪天，寒風中，人們外衣結成冰甲，內衣卻被汗水浸透。他們上午翻過海拔1000米的宿羊臺、閻王鼻等懸崖陡坡，下午又擔上公糧踏碎河灘上的冰淩趕回公社。每天往返80裏，整整擔了一個星期。
這是一次真正的雪中送炭，他們不僅為群眾送去了溫暖，更送去了共產黨員一顆顆赤熱的心。世界上還有什麼能比這無聲的感情更能取得人們的信任呢?就這樣，在第二年的冬天，拍石頭的人民在孫釗的發動下開始了改造山河的戰鬥。經過兩個冬春的苦幹，他們在高山頑石上硬“摳”出了通往後山的公路，在前山建起一條石砌的盤山水渠。從第五個冬天開始，孫釗帶領全公社15個大隊的幹部、群眾大戰郊東溝，把亂石河灘改造成良田。整整兩年問，他們在郊東溝裏打起了100多條水泥漿砌的石堰，把亂石壓平，然後從兩旁山上取下大量黃土，平鋪一米多厚，使40裏長的千古亂石河灘變成了層層梯田。
孫釗在拍石頭的6個冬天，一直住在工地上，其余時間就在各隊蹲點。後山有個黑溝水，前山有個張飛城，是他抓的兩個點。他就像老百姓的家裏人，經常給五保戶挑水，或拉車送病人去醫院。在張飛城他住的小屋，低矮昏暗，煙熏火燎，而他卻認為，老百姓的麥秸草鋪睡著最安穩，最解乏。他吃飯不讓專門派，收工後，看到誰家飯粗就到誰家去，揭開鍋自己舀。
一年四季，他身穿補丁衣，腳穿打掌鞋，跟社員一樣曬太陽，一樣受風霜。夏日的驕陽把他黑色的衣服曬褪了色，藍色的衣服曬得發白。他站在社員群眾中，外人根本分不清誰是書記，誰是社員。無論到哪裏，他總是一個布背包，一輛自行車，一副勞動工具。走到哪裏，哪裏就是辦公室，哪裏就是宿舍。他在鄭州的姐姐來看他，不忍地問他：“你從小就受苦，這50開外的人了，還要這麼苦下去嗎？”他老伴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一個人拉扯著五個孩子，有一次跑到拍石頭來，眼淚汪汪地對他說：“你就這麼狠心，不管這個家了?”孫釗安慰她說：“咱家再苦，有吃有燒，總比拍石頭老百姓好得多。黨把上萬人交給我了，我能不管嗎?”他親手給老伴做下可口的飯菜，留她多住了幾天，自己還是很少回家。有時老伴病犯了，他就派小通訊員往家裏送藥，一來二去小通訊員後來竟成了他的二女婿。
公社院門旁有一間小房，地勢較低，屋頂平平的，比兩三張雙人床大不了多少。當年，我和鄭永和、孫釗曾在上面鋪上草席，喝著大碗茶談了很久，從當時的苦幹，談到拍石頭的未來。記得那一夜，我們三人就睡在這屋頂上。如今，房子猶在，小院如昔，唯獨再不見老書記孫釗的身影，聽不到他爽朗的笑聲。一種悲愴的失落感，使我默默地走出了這個小院……
汽車沿著上山的公路，一直向深山中駛去。往日的荒山野嶺，都改變了顏色。茅屋草舍已變成嶄新的瓦房，層層整齊的梯田，一直向高山深處延伸過去。兩旁山坡上、村路邊；紅果樹、柿子樹、黃楝樹正挂滿果實，發出誘人的色彩。也就是在這條山溝裏，當年老孫釗曾領我翻山越嶺到處查看，指點著將來哪是紅果嶺，哪是松樹林。現在，我雖然已認不出這些地方，但遍山的青翠，滿目的紅果；不都是老孫釗他們心血的結晶嗎?
我慢慢走上一座山頭，極目四望，太行山峰巒疊嶂綿延無盡。在藍天白雲之下，遠遠近近一個個山頭默默地聳立在那兒，它們是那麼雄偉；那麼莊嚴，那麼令人神往。我忽然覺得它們不就是我心目中那些默默奉獻自己、造福人民的共產黨員的群像嗎！其中就有老孫釗那高大的身影。他們一個個昂首挺胸，千秋萬代屏衛著大地；哺育著人民，任朝霞夕暉在他們身上，永遠留下絢麗的色彩……
下山的路上；我提議看看孫釗的墓地，被同行的老書記鄭永和阻止了。他說，路不好走；時候也不早了，不去了吧？我默默地看著他，沒有再說什麼，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怕我觸景生情，會過分激動。其實；我擔心的正是怕他太激動。他和孫釗有著幾十年並肩戰鬥的友誼，孫釗去世後，他每次向我談起當時的情景，無不聲淚俱下，難以自持。
那是1975年冬天的一天。孫釗4點半起採出早工，天黑路滑；不小心從兩丈多高的崖頭失腳跌下，摔得渾身青紫，右手斷了一個手指。57歲的人了，哪經得起這一摔。他強忍著傷痛；用手絹扎了扎；又爬上山坡，堅持勞動。大家只見他幹活出汗格外多，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摔斷了手指。晚上，傷手腫到胳膊了，才被人發現，連忙送他去找老中醫。醫生給他接上骨頭；要他用繃帶把手吊起來，好好休息幾天，可是孫釗堅決不答應，只把受傷的手插在上衣第二和第三個紐扣之間，像平常一樣又回到了修築大渠的工地。那時，工地上正急著用沙，他把傷手插在繩套裏，去40裏外拉沙，每天往返一趟，一連拉了五天。沙拉完了，他又去抬石頭。由于用力過猛，剛接上的指骨又脫開了。鑽心的疼痛，使他難以入睡，只好再找醫生接。老中醫一看急了，對他說：“你還好意思來見我嗎?像你這樣，神仙也難治好你的手！”醫生好容易再次給他接上，沒想到十幾天後，幹活時那手指又第三次折斷了。這次，他忍住疼痛，沒敢再去找醫生。
11月20日，老孫釗離去的那一天，他跟往日一樣白天在工地幹活，晚上把村裏的幹部叫來開會。直到上了床他才說身上發冷、頭疼。同屋住的公社幹部老杜要給他找醫生，他說：“天太晚了，別打擾他們了。”只喝了幾口開水就躺下了。他對老杜說：“這是咱們在工地上過的第七個冬天了。一說起這，都說咱們是苦幹。我看苦幹總比苦熬好，苦熬沒出路，苦幹才能幹出頭。”他們嘮了好一陣子，臨到老杜要睡著了，孫釗還囑咐他明天督促人們返工重修大渠渠線下的一段公路。
第二天早上四點半，到了老孫釗每天起床的鐘點，老杜看他沒醒，以為他太累了，就沒叫他。早飯之後，老杜看他還沒動靜，進去喊他，才發現他不知在夜裏什麼時候犯了心肌梗塞病，已經在鋪著麥秸的小木床上悄悄去世了。薄棉被上搭著他穿了好幾年濺滿泥水、石塵的黑棉衣褲，床邊仍放著六年來從沒離開過他的工具：一對鐵錘和鋼鑽。
孫釗去世的消息很快傳開了，周圍山村的鄉親們翻山越嶺跑來了，民工們放下工具趕來了，老人和婦女們也互相攙扶著走來和自己的老書記告別。人們擠滿了小院，—片唏噓之聲。鄉親們對自己愛戴的親人離去，除了一行行滴不盡的熱淚，又能說什麼、幹什麼呢?當時，縣委書記鄭永和正在外鄉工作，聽到這不幸的消息，急忙從百裏外趕來。他輕輕地掀起薄被，望著老戰友那安祥的面容，泣不成聲。特別是看到孫釗那結滿銅錢厚老繭的雙手，凝著烏紫的血痕，斷指還在發炎，整個右手腫得老高，鄭永和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激動地把孫釗的雙手高高舉起來，向周圍的幹部、群眾大聲說道：“大家看看，這是一雙什麼樣的手！這是雙勞動的手，堅強的手，為人民造福的手，這就是一個共產黨人的手……”
鄭永和這句話像炸雷一樣，震顫了人們的心靈。小屋裏低沉的啜泣聲一下子像開了閘的洪水，哭號聲響成一片……
孫釗逝世不久，我又到輝縣採訪，專門訪問了孫釗的家。家人為我翻遍他的遺物，竟沒有發現一件新的衣服。甚至家裏也沒有衣箱、衣櫃。只有一張他老伴出嫁時帶來的桌子，幾十年煙熏火燎，早已面目全非了。老孫釗沒有給自己的子孫留下一點遺產，卻給拍石頭上萬人的子孫留下了一片又一片嶄新的山河。荒寂的野嶺通了公路，苦旱的土地有了甘泉，瘦黑的孩子們有了吃喝。他在拍石頭6年，帶領大家給苦旱的拍石頭帶來的是4座中小型水庫，80多個大型蓄水池，十幾個提灌站；85000多米石砌盤山大渠，使這個過去吃水貴如油的地方，一半耕地成為水澆地；13條幹河溝修成了良田。這些艱巨的工程，無疑給這個貧困的山鄉打開了生路，奠定了脫貧致富的基礎，但我覺得孫釗留給後人最寶貴的遺產，還不是這些，而是他那雙令人永世難忘的手！
多少年來，這雙布滿老繭傷痕累累的大手，經常在我眼前晃動，它像一面火紅的旗幟，引導我，激勵我，給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我的心靈深處，這雙手已成為共產黨人熱愛人民無私奉獻的象徵。無論走到哪裏，也不管再過多少年，老孫釗的形象，他那雙血跡斑斑、動人心魄的手，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永遠，永遠！
1992年6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