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隨著人權問題在國際上重要性的提高和國際人權法的制訂和通過，人權同主權的關係提上了議事日程。西方一些學者提出：“主權原則和不幹涉內政原則受到了古老傳統的人道主義幹涉和國際人權法的挑戰。”特別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後，他們公開宣稱人權高于主權，人權無國界，認為為了“維護人權”和“消除人道主義災難”對主權國家進行“人道主義幹涉”是合理合法的。這種觀點片面理解人權與主權的關係，否定主權原則和國際法的不幹涉內政原則適用于人權問題，為西方利用人權幹涉別國內政，推行霸權主義提供理論根據。我們認為，人權在本質上是一國內部管轄事項。江澤民同志指出：“人權問題說到底是屬于一個國家主權范圍的事，我們堅決反對利用人權問題幹涉別國內政。”(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2年9月12日)《聯合國憲章》在規定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宗旨的同時，明確規定各國必須遵循主權平等和不得幹涉在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項等原則。每個國家為促進和保護人權，有權確立相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制度，選擇本國人權的發展模式，確定人權的具體內容和先後順序，實施人權的保護措施等，這一係列國家行為都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外來幹涉，否則，就是幹涉內政。
首先，主權國家是保護人權的主體，人權的國際保護主要要通過各國的國內立法來實施。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人權問題，解決這些人權問題是每個國家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各國的人權狀況和人權觀受其歷史、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條件的限制，因而各國保護人權的措施和步驟也不可能一樣，不能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權標準來簡單地裁判和衡量別國的人權狀況。
第二，人權具有國際保護的一面，但是人權的國際保護並不排斥和否定國家主權，相反，是以主權國家的相互合作和承擔國際義務為基礎和原則的。主權原則和不幹涉內政原則是保證公正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也是現代國際法中最基本的原則。鄧小平同志1989年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指出：“我們都關心自己的國家，是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處理問題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國家的主權，不能忘記國格，不能丟掉民族自尊心。國與國之間不幹涉內政是至關重要的，中國決不會允許任何國家幹涉自己的內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0頁)世界的發展給主權概念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但是，主權原則不會因此而過時和失效。
第三，失去了主權，就談不上人權。江澤民同志說：“如果失去了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並且從根本上失去了人權。”(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人民日報》1990年5月4日)這是對我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于失去了國家主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公然立在我國領土的公園門口，有何民族尊嚴和個人人權可言?
第四，否認主權原則不僅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係準則，而且可能為大國強國侵犯弱小國家打開方便之門。近幾十年來，西方國家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的所謂人道主義幹涉，其實不過是出于本國利益考慮的一種侵略，給那裏的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混亂和災難。其結果根本不是維護了這些國家的人權，而是嚴重地侵犯了這些國家的人權。
中國重視人權的國際保護。1955年，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代表中國政府簽署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宣布：“完全支持聯合國憲章中提出的人權的基本原則，並注意到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的世界人權宣言。”中國已加入了17個國際人權公約，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正準備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國政府積極參與了聯合國人權領域的許多活動，參加人權委員會的工作，參與國際人權公約的起草和制定。我們認為，人權的國際保護是指國際社會根據國際人權條約，對實現基本人權的某些方面承擔特定的或普遍的國際合作義務，並對違反國際人權條約義務，侵犯人權的行為加以防止和懲治的活動。人權的國際保護主要是針對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行為：例如，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外國侵略與佔領、種族歧視、種族隔離、種族滅絕、販賣奴隸、國際恐怖活動等。這些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人權，而且危害世界和平和安全，國際社會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利用人權問題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政治標準和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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