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也叫“臺灣化”，即逐漸增加臺籍人士在臺灣當局權力中樞的比重。在國民黨統治臺灣初期的權力結構中，基本上是以大陸籍資產階級為主，臺籍資產階級為輔。蔣經國主政後，開始推行“本土化”政策，但是上述情況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李登輝主政以後，推動“憲政改革”，在各主要部門中大規模增加臺籍人士在權力中心的比重，才根本改變了這種情況。
從1988年7月國民黨“十三全大會”和開始，所建立起來的新領導體制的“本土化”趨勢開始突出。這不僅表現為李登輝正式出任國民黨主席，在國民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由臺籍人士擔任最高領導人，而且表現為在中委中，臺籍人士的比例由上屆的近20％增至38.3％。在中常委中，臺籍人士的比例由上屆的45.2％增至51.6％，在國民黨的歷史上，首次超過了半數。此後從1990年至1994年，再經過國民黨的“十四全”、“行政院”的幾度改組、“憲政改革”及二屆“立法院”、“國民大會”的全面改選，臺灣權力結構中的臺籍人士比例，在短短的數年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大批臺籍人士迅速進入臺灣黨政權力核心，佔據主導地位，並打破了蔣經國時代省籍平衡的慣例，從而加快了本土化進程，使朝野力量對比態勢發生顯著變化。從黨務係統看，國民黨在1993年有約200萬名黨員，其中約85％是臺籍人。“十四全”大會進行高層權力重組後，李登輝首次經由全體代表投票當選為國民黨主席，新增設的4位副主席分別由2位大陸籍和2名臺灣籍人士擔任。在31名中常委中，臺籍人士有18人，比例由上屆的51.6％上升為58％；新當選的中委亦呈現本土化的結構，在210名中委中，本省籍人士佔壓倒多數，達55.2％；從行政係統看，李登輝上臺後，在短短5年內4度改組“內閣”，3次更換“閣揆”，1993年連戰出任“行政院長”，他是國民黨去臺後40余年來首次由臺籍人出任此職。其它“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的“院長”也都由臺灣籍人士擔任，只有“監察院長”是大陸籍人士；經過改選而組成的第二屆“國大”、第二屆“立法院”，其“代表”成份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由過去以大陸籍人士為主體變為以臺籍人士為主體：在403名“國代”中，臺籍324人，佔總數的80.39％，外省籍79人，僅佔19.61％；在161名“立委”中，臺籍136人，佔總數的84.4％，外省籍25人，僅佔總數的15.6％。總計，在新一屆“國會”564名代表中，臺籍人士佔總數81.5％。至此，“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已經演變成為“臺灣國民大會”，“中華民國立法院”蛻變成為“臺灣立法院”，“中華民國國會”基本上實現了臺灣化；在地方權力結構中，1993年底臺灣“縣市長”選舉的結果，23名“縣市長”也全部由本土人士出任。
蔣經國推行“本土化”政策，主要是為了緩和統治當局與臺灣本土人士的矛盾，而李登輝加速“本土化”的目的則在于實現他的“臺灣主義”，以充實“臺灣實質獨立”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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