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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姓什麼，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但這個名字幾十年來我始終縈繞腦際，不曾忘卻。一看到哪裏有同名的人，眼前立即就會出現一個身材高大，純純樸樸，受苦人的形象。
三十年代初，我在家鄉杞縣上高小和初中的時候，文成是個拉黃包車的車夫。我們同住在縣城裏，相距不遠。一早一晚我經常在上學或放學的時候，看到他拉著車子出工或收工回家。縣城很小，方圓不過十幾裏地，城裏沒有人雇洋車坐，文成只好跑長途。附近的蘭考、雎縣、商丘、太康，他都跑過，跑得最多的還是開封。杞縣到開封，原先不通汽車，後來雖然通了汽車，三四天才開一趟，票價又貴，單程要花兩塊大洋，所以一般人還是願坐洋車走。那時候，河南很少柏油路。所謂公路，其實就是稍寬點的大車道。特別是豫東平原，沒有山、沒有石頭，公路上連一層石子也鋪不上，晴天盡是土，下雨滿路泥。杞縣離開封一百一十華裏，長途汽車要開四個多小時，人拉洋車得整整一天才能走到。可是，也有例外，那就是文成。
文成的洋車是這條路上有名的快車。他身高腿長，又在壯年，肯賣命能吃苦，拉起車子來總是一路小跑，別人的洋車都是擦黑才能到，他的車往往要比人家提前兩三個小時。要是起五更出發，天氣晴好，他準能拉上客人趕到開封吃午飯。因此，雇他洋車的主雇特別多。這樣一來二去，他便得了一個“大洋馬”的外號。這倒沒有什麼惡意，無非是形容他跑車像大洋馬一樣快。有一段時間，我父親經常去開封辦事，來回總要坐文成的車。文成不在，寧可等著。那時候雇一輛洋車去開封，車價頂多三吊錢，而父親每次都給文成一塊大洋。以後，這竟成了文成的“官價”。別的車夫要討這個價，雇主就問他：“你比得上“大洋馬”嗎？”父親坐文成的洋車出門，回來總要情不自禁地把文成誇一頓。他說文成不僅車拉得穩跑得快，而且心地純正，樂于助人；路上遇到輪胎放炮的、癟氣的，不管認識不認識的人，他都去幫助。陰天泥濘大，有的洋車陷進泥轍裏拉不出來，他就去幫助推，濺的滿身泥水仍是樂呵呵的。因此，同路的洋車，都願意跟他同行，常常是文成領頭，後面一大串洋車浩浩蕩蕩，真像大洋馬領著馬群奔跑一樣。有時跑得興起，文成還喊幾口河南梆子過過戲癮。只是這場面持續不了多久，跑不上十裏路，那些洋車就一個一個落在後面了。文成常年拉車奔跑，體力消耗大，飯量也大。中午在路上打尖，一頓能吃一斤多鍋盔，吃面條也得三大碗。為了儉省，他從不吃菜，有時買一碗綠豆面丸子，讓掌櫃的多添兩勺湯，就心滿意足了。
拉車人出汗多，穿衣服很費。文成夏天光膀子，冬天一件破棉襖，加上一條寬板帶往腰裏一係，也就對付了。最費的還不是衣裳而是鞋。他家裏經常為供他穿鞋作難，辛辛苦苦好容易做雙鞋，哪怕鞋底納得再密實，到了文成的腳上，不出半月一月，不是鞋底磨出了洞，就是鞋尖張了嘴。我就經常看到他用破布纏著雙腳還在拉車。有一件事，我至今還忘不了。那是我高小畢業那年暑假，父親帶我去了一次開封，並給我買了一輛新的自行車。回家時，父親坐文成的車，準備再雇輛洋車拉著我和那輛新自行車。可我堅決不幹，定要自己騎車走。父親扭不過，只好同意了。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騎車走遠路，那股新鮮、高興勁就別提了。一出開封的宋門，我就一直跑在前面，還不時停下來得意地等候文成和父親。但跑過三十裏以後，就覺得車子越蹬越重。不久，文成就趕上來了。開始，我還能同他並排走，後來，他越跑越快，我簡直跟不上了。好容易到了陳留縣，停車打尖了。父親問我：“還能騎不能？要不再雇輛車吧？”我依然逞強地說：“不用，我能騎！”誰知，歇下來再一上路，腰腿更加酸痛得厲害，勉強騎了幾裏路，就氣喘吁吁，兩腿簡直難得打彎了。父親見我那副狼狽相，又可憐又埋怨。但他自己不會騎自行車，半路上又無車可雇……正在為難，只聽文成說：你爺倆一塊坐吧，車子放在腿前我都一起拉了。”父親擔心這樣載量太重，怕他吃不消。文成說：“放心吧，比這再重的車我也拉過，要不咋能叫‘大洋馬’呢！”一句話，把我和父親都說笑了。這時，離杞縣還有四十多裏。文成一路小跑，也沒有休息，在太陽還老高的時候，就到了家。
打那以後，我對文成就更加欽佩，更加喜愛了。每次見到他，我都要同他聊聊。記得有一回聽學校老師說，世界上興一種馬拉松長跑賽，中國從沒人參加過，連報名的資格都沒有。我聽了心裏很不平，心想要是叫文成去參加，準能拿個冠軍。為這事，我曾問過文成：“讓你去同外國人比賽長跑，你敢去嗎？”文成問：“跑多遠？”我說：“八十多裏。”他說：“還沒有去開封遠哩，咋不敢！”可是那時的中國，一個拉洋車的人，再有天大的本事，哪能有這樣的機會呢？文成家人口多、孩子稠，只靠文成一個人拉車糊口。有一年杞縣發大水，城裏街上都撐了船，文成的洋車半個多月出不了門，還得叫租車費。這對他來說打擊實在太大了。為了幫助他度過困難，父親讓我送幾塊錢給他，可他高低不要。後來父親說權當預支給他的車費，他才勉強收下了。此後，他便經常到我們家裏來，問父親什麼時候用車，或者家裏有什麼活讓他幫助幹幹。這種誠實純樸的品德，當時就使我十分感動。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考上了開封兩河中學高中部。開學那天，就是文成拉著車把我送到學校的。
那時候，抗日戰爭已經爆發，父親也失業好久了。家裏供養我在開封上學已感到十分困難；除了學雜費之外，每月只能托文成捎來四五塊大洋，作為我的生活費。當時在學校搭夥吃飯，一個月至少得交四塊錢，我沒敢入夥，想節省一點錢買些進步書報看。這樣，往往不到月底，就天天盼著文成捎錢來，見到他簡直像見到親人一樣。有時候，他還帶來母親做的布鞋、食品等物，這時的文成，又成了我和家裏聯係的唯一寄托，一個能給我帶來溫暖、帶來希望的人。以後，我參加了革命，一直隨部隊轉戰敵後，同家裏完全失掉了聯係。多少年，風雨晨昏，每當我思念家人的時候，不知為什麼眼前總是閃現文成黑瘦的面容，倣佛看到他仍在光著脊梁揮汗拉車的情景……
隨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飽受苦難的中國人民終于熬到了勁頭。一九四九年暮春，我隨軍南下，路經河南得以同家人重聚。那時候我家已從杞縣遷到了周口。據父親說，我走後不久，開封和杞縣就相繼陷落，鬼子到處殺人放火，全家人是在敵人的鐵蹄下經過千難萬險才逃出虎口的。遭此浩劫，家產已全部蕩盡，所幸的是人丁平安，靠親友接濟勉強維持生計罷了。談話中問起文成，父親告訴我，他最後一次坐文成的車去開封，是到兩河中學取回我留下的行李。打那以後，再沒有見過文成，也不得他一點消息。父親估計，那些年河南兵荒馬亂，盜匪橫行，再加上花園口黃河決堤，一九四二年赤地千裏的大旱，無辜百姓不知死了多少！文成能不能逃過這種種劫難，實在難以預料。這話像一塊沉重的石頭，一直壓在我的心裏。
一九六五年冬天，我終于回到離別近三十年的杞縣。但見景物依舊，而人事全非。遍尋我家的鄰居，竟沒有一個認識的人。打聽洋車夫文成的消息，也無人知曉，一些年輕人甚至還沒見過人拉洋車是個什麼樣子。
文成究竟到哪裏去了？他是否還在人世？至今依然是音訊杳然。按年齡算來，他已在九十開外，即令健在，也是很難再見到他了。我之所以寫下這些零碎而又平凡的回憶，不過是對一個往日鄉親的懷念，說明世界上有這麼一個誠實的、善良的人，在艱辛的人生道路上默默地跋涉過，留下過腳印，留下過汗水……也許，我永遠也無法知道文成最後的命運了。老實說，我也怕聽到他有更加悲慘的結局。他平生受的苦難夠多了，但他活得正直、活得亮堂。在我的記憶裏，他永遠是一個明凈純潔的形象，像一片冉冉的白雲，一條清澈的泉水……
（文/穆青 1995年1月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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