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國務院發出《關于調整糧食購銷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指出:為了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1991年至1992年度,國務院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糧食包幹指標,按1990年度計劃略加調整,繼續執行兩年。在此期間,全國糧食定購數量每年保持500億公斤不變。通知要求改變平價糧食銷售范圍過寬、數量過大的情況,通過壓銷,逐步做到國家定購與平價銷售數量大體平衡;從1991年度開始,平價食油銷售只保城鎮居民定量油和軍供用油,其他各項用油改為議價供應或市場調節。
1月15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四屆理事會暨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和先進新聞集體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李瑞環在會議開幕式上說:中央殷切期望新聞戰線的全體同志,堅定地貫徹新聞工作的無產階級黨性原則,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始終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李瑞環強調:要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努力使新聞報道更加面向人民大眾,為讀者喜聞樂見,增強宣傳效果。
1月15日至21日,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在煙臺舉行。喬石在會上作題為《認真貫徹
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精神,緊緊圍繞黨的基本路線,加強政法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的報告,強調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必須從國情出發,堅持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針,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齊抓共管,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種手段進行綜合治理。喬石說: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是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必須堅持“嚴打”和綜合治理的其它各項措施“兩手抓”的方針,盡一切可能預防和減少犯罪。這是我們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長期的基本方針,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具有中國特色的、廣泛依靠群眾解決社會治安問題的新路子。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3月2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為加強對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組織領導,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作為協助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常設機構,喬石任主任。3月22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和報道,介紹上年1月24日陳雲同浙江省黨政領導同志的談話情況和內容。陳雲對他所寫的條幅“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做解釋說:不唯上,並非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這15個字中,前9個字是唯物論,後6個字是辯證法,合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1月18日至23日,全國農業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是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應在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加以完善。完善的主要途徑應是發展多形式、多層次的服務,並逐步形成社會化服務體係。科技興農是農業的希望所在,要在去年“科技、教育興農”取得明顯成效的基礎上,努力把科技、教育興農這件大事繼續向前推進一步。加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要通過調整投資結構、提高農業投資比重來體現。要充分發揮中央、地方、集體、農民四個積極性,組織吸引各方面的財力,努力增加農業投入。
1月25日,《人民日報》報道:全國80%的國營企業如期完成第一輪承包合同。在1987年開始的國營企業第一輪承包期間,國家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多億元,其中90%是實行承包的企業提供的。目前各地已進入第二輪承包。按“大穩定、小調整”的方針改變了上一輪承包以上年或前幾年平均數作為承包基數的做法,採用資金利用率計算法、效益平均法、基數滾動法等靈活多樣的方式確定承包基數,既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利于搞活企業。為改變承包者的短期行為,新的承包合同書上都明確了以利潤為主的效益指標,以技術改造為主的企業後勁指標,以提高企業素質為主的企業管理指標,進一步強化了企業約束機制。針對經營者與職工的矛盾,健全了職工民主測評、分配公開和民主審議的制度,並達成經營者與職工代表大會互相監督互相激勵的“雙保合同”,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合力經營的“利益共同體”。還有一些城市開始進行“稅利分流、稅後承包”的試點。
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闡述了有關改革開放的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指出:開發浦東不只是浦東的問題,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鄧小平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他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說“三資”企業不是民族經濟,害怕它的發展,這不好嘛。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鄧小平還說: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1月30日,江澤民邀請各宗教團體領導人到中南海座談。江澤民在座談中指出:正確對待和處理宗教問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一方面,從我們黨和政府來說,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保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這樣一些長期不變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從宗教界來說,要堅定不移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堅持獨立自主辦教會的原則,堅持在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范圍內開展宗教活動。有了這樣的政治基礎,有了這兩個方面的結合,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一定會不斷地得到鞏固和發展。江澤民提出,我們處理與宗教界朋友之間的關係的原則是:政治上團結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
2月2日至6日,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兩面旗幟,鞏固和擴大包括兩個范圍的聯盟在內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一個是大陸范圍內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的團結全體勞動者和愛國者的聯盟,一個是大陸范圍以外以愛國和擁護祖國統一為政治基礎的團結臺、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的聯盟。
2月7日至1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企業工作會議,研究增強企業活力的政策、措施,部署開展“質量、品種、效益年”活動,以促使全部經濟工作轉移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9日,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質量、品種、效益年”活動的通知》,決定1991年為“質量、品種、效益年”,指出開展這一活動的目的是提高企業的經濟素質和經濟效益,使企業逐步走上投入少、產出多、質量好、消耗低的效益型發展軌道。為加強對這一活動的組織領導,成立了以鄒家華為組長的領導小組。
2月25日至3月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經濟體制改革“八五”綱要和十年規劃》,以及1991年經濟體制改革的要點。1990年初,江澤民曾經要求體制改革領導部門抓緊研究治理整頓期間以及治理整頓任務完成以後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問題。李鵬先後四次專門聽取國家體改委關于經濟體制改革規劃設想的匯報。此後,江澤民、李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專門召開座談會,聽取國家體改委的匯報,討論“八五”和整個9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指導方針。在經過一係列重要會議座談討論、反復徵求意見和總結12年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經濟體制改革“八五”綱要和十年規劃》。這個文件提出90年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制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運行機制。圍繞這個總目標,提出了相互聯係的五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即: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建立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企業制度,除少數非競爭性企業外,大部分企業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成為既有生機活力又規范自身行為的商品經營者和生產者;建立統一開放、平等競爭、規則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體係,除少數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服務的收費實行國家定價外,其他商品的生產和流通放開,實行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建立間接調控與直接調控相結合、以間接調控為主,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兩級調控、以中央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係;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係。
2月27日,《人民日報》報道,根據國家體改委提供的情況,1979年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六個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一、在堅持全民所有制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前提下,積極發展城市集體經濟和農村鄉鎮企業,適當發展個體、私營和其他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改變了與現實生產力水平不相適應的單一公有制結構。二、合理改革公有制經濟單位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三、在堅持國家對國民經濟的有效調控的前提下,改革價格管理體係與形成機制,逐步推廣發展各類市場,初步發揮了市場調節和價值規律的作用。四、在堅持中央政府必要的集中統一和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的前提下,通過財政、金融、投資、計劃等方面的改革,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促進了區域經濟的進步。五、在堅持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前提下,適當採用其它分配形式。六、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時,積極推進對外開放。經濟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有: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經營機制不合理;許多產品價格不合理;市場機制不健全;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宏觀調控體係尚未形成。
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和《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前一篇文章指出:研究新情況、探索新思路,關鍵在于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決不是一勞永逸的。就以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而言,有些同志總是習慣于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的同志開始懂得: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這種科學認識的獲得,正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後一篇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上海的開放要邁大步子,必須有一係列嶄新的思路,敢于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這對我們的開放意識,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例如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實行進出自由、免徵出口稅等帶有自由港性質的特殊政策,對于這類被稱為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話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3月3日,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八五”期間扶貧開發工作的目標,是在“七五”期間工作的基礎上實現兩個穩定:一是加強農田基本建設,提高糧食產量,使貧困地區的多數農戶有穩定的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二是發展多種經營,進行資源開發,建設區域性支柱產業,使貧困戶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力爭取到本世紀末貧困地區多數農戶過上比較寬裕的生活創造條件。
3月3日至5日,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國務院生產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企業集團工作會議,傳達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發展企業集團的一係列指示精神。據有關方面的介紹,國務院已經把組建一百個左右大型企業集團作為重要任務提上議事日程。會議提出:發展企業集團的一些改革性措施,都要突破現行體制。因此,不能以“與現行體制有矛盾”為理由,或以“現行法規中找不到根據”為理由,不允許進行突破。
3月9日,江澤民致信國家教委,強調要對小學生(甚至幼兒園的孩子)、中學生一直到大學生,由淺入深、堅持不懈地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的教育。同年7月27日《中國教育報》報道:國家教委日前發出通知,提出了1
991年秋季開學後在中小學加強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教育的措施。
3月16日,《人民日報》報道:新華社記者近日就臺灣當局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採訪我有關方面負責人。這位負責人說: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以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發表了一係列重要談話,明確闡述了實現祖國統一的政策主張,推動了兩岸關係朝著有利于國家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現在,臺灣當局制定了這份稱為“統一綱領”的文件,這是臺灣當局對統一問題做出的一個有意義的表示。這份文件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中國應當統一,表示同意“開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我們對此表示讚賞。但是,這份文件仍然提出了一些不合情理的條件,人為地拖延實現直接“三通”及兩岸高層人士互訪等許多現在就可以做的事情,仍然堅持臺灣當局在統一問題上的固有主張,這只能延誤統一的進程。我們希望臺灣當局少說空話,多做實事,拆除障礙,切切實實地做一些符合兩岸人民利益、有利于兩岸關係發展和國家統一的事情。這位負責人的談話重申中國共產黨堅持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堅決反對臺灣獨立,反對任何導致“兩個中國”、“一國兩府”的言行。這位負責人最後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對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應當以全中國人民的利益為宗旨,及早進行直接的對等的協商。同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評臺灣“國家統一綱領”》。文章指出:臺灣當局要求兩岸“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等等,目的就是要讓臺灣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進入國際社會,謀求外交上的所謂“雙重承認”。這種要求是極不現實的,只能使兩岸走向分離,而不是邁向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早已為國際社會所公認,臺灣當局應正視此一現實。據2月26日《人民日報》報道,臺灣“國家統一委員會”23日正式通過“國家統一綱領”。
3月23日至4月4日,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增選葉選平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3月25日至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李鵬代表國務院向大會作《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1991一2000年的發展總目標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把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大力提高經濟效益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國民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到本世紀末比1980年翻兩番。即到2000年,按1990年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1100億元,十年內年均增長6%。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6.1%,其中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3.5%,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6.8%。人民生活水平從溫飽達到小康。“八五”計劃的經濟增長規模和速度是: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1995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3250億元,比1990年增長33.6%,平均每年增長6%;農業總產值達到8780億元,比1990年增長18.9%,平均每年增長3.5%;工業總產值達到32700億元,比1990年增長37.1%,平均每年增長6.5%。第三產業增加值,1995年比1990年增長53.9%,平均每年增長9%。大會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和李鵬就這一綱要所作的報告,並通過決議。大會根據李鵬總理的提名,決定任命鄒家華、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為國務委員。會議還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