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舉行的新年茶話會上指出：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們一定要在這10年中取得顯著的成就，以保證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要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要做到安定團結，就必須保證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中帶根本性的一條。
1月4日至23日，全國物價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確定，1980年物價工作的方針和中心任務是：從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一般不作變動，少數極不合理的價格作必要的調整。同時抓緊開展對物價改革的調整研究和試點工作。
1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教育部、國務院科技幹部局最近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出國留學人員工作會議。會議指出，派出留學人員不僅是現階段為解決“四化”建設急需高級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矛盾，加快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今後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方針。
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主持會議。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黨中央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草案)和《關于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復查平反報告》等文件。確定本年紀律檢查工作的任務是：(一)把工作重點進一步轉移到保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保證實現“四化”建設上來；(二)協助各級黨委監督、保證《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草案)和《關于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幹規定》作為黨規黨法，在全黨貫徹執行；(三)
繼續加強紀檢機關的自身建設，吸收中青年優秀幹部，建立健全紀檢機構。建議將各省、市、自治區和以下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領導關係改為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同級黨委領導為主。有關請示報告隨後獲中共中央批準。
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為譚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幫”誣蔑譚震林同志為叛徒等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翻，徹底平反。
1月11日至2月2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安徽省代表以《聯係產量責任制的強大生命力》為題介紹了安徽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和好處，但多數與會代表表示還是要按現行的中央文件規定辦，即“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會議情況匯報。鄧小平說：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目標，每人收入1000美元。我們要按照這個目標，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考慮農村經濟的發展。
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題為《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解決的四個問題是：第一，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線；第二，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幹部隊伍。講話再次強調了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性。
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中國電影家協會在北京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就近年來話劇、電影劇本創作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以及文藝創作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討論和探索。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胡耀邦到會作長篇講話，就現時文藝創作中出現的某些思想傾向，如怎樣看待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我們的軍隊，怎樣看待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以及怎樣看待社會中的陰暗面等問題作了闡述。他提出，衡量一部作品的社會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現代化建設，是否有利于安定團結，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
1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員會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員會在中央領導下，研究處理全國政法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中央決定：彭真、黃火青、江華、趙蒼璧、程子華、魏文伯、武新宇、黃玉昆、劉復之為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彭真任書記，劉復之任秘書長。
1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及其工作機構的通知》，指出：早日編輯和出版黨史，是全黨的迫切需要，為此決定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負責審定黨史編輯計劃，決定對黨史中的某些重大問題的看法和最後審定全書書稿。中央黨史委員會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聶榮臻、鄧穎超、胡耀邦組成。在中央黨史委員會領導下，成立黨史編審委員會，負責黨史編輯工作中的各項重要問題，初步審定全書書稿。黨史編審委員會由胡耀邦、彭真、粟裕、胡喬木、陸定一、李維漢、程子華、楊尚昆、王鶴壽、安子文、姚依林、馮文彬組成。在黨史編審委員會領導下成立黨史研究室，直接負責黨史資料的收集、研究、編寫工作。胡喬木任黨史研究室主任。
2月1日，國務院下達《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制的暫行規定》，並發出通知，指出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是國家財政管理體制的重大改革。它不僅涉及財政收支結構、財權劃分和財力分配的調整和改進，而且也涉及計劃、基建、物資、企業、事業等管理體制的調整和改進。
2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黨校工作座談會紀要》，肯定了各級黨校恢復以來的成績，強調為推進“四化”進程，必須建立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具有專業知識的宏大幹部隊伍。各級黨校的任務是，定期輪訓和培訓幹部，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和各種業務知識重新武裝幹部，保證黨在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上的統一，以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
2月5日至12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有關規定，通過了《關于縣級直接選舉工作問題的決定》。當年上半年，全國除北京外，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60個單位進行了縣級直接選舉試點。6月21日，《人民日報》報道：全國縣級直接選舉試點工作基本結束。下半年各地將普遍進行縣級直接選舉。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建立學位制度，是中國發展教育、科學事業的一項重要立法。同年12月，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的學位授予工作。主任委員：方毅，副主任委員：周揚、蔣南翔、武衡、錢三強。
2月9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改革海關管理體制的決定》，提出改革現行海關管理體制，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統一管理全國海關機構和人員編制及其業務。
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黨、政、軍幹部會議。李先念在會上作《關于當前經濟問題》的報告，指出：當前的經濟形勢是，我們終于開始實現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偉大戰略轉移，並及時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指導國民經濟的正確方針，明確了戰略轉移之後第一個戰役的目標和任務。當前存在的困難是工農業發展水平大大落後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基建規模過大，財政收入減少，漲價商品過多，經濟管理水平低，等等。報告闡述了1980年、1981年經濟工作各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和基本要求，強調了經濟工作中必須堅持貫徹的方針和原則。3月15日，中央轉發了李先念的報告。
2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國家經委確定今年要抓好五個方面的工作，對企業進行整頓，第一，調整好領導班子；第二，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度；第三，普遍實行廠內經濟核算制；第四，開展全員培訓工作；第五，改進獎勵制度。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全會討論和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革案；通過了《關于召開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全會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並且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選舉(按姓氏筆畫排名)萬裏、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余秋裏、楊得志、胡喬木、胡耀邦、姚依林、彭衝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會議期間，葉劍英、陳雲、李先念先後就建立書記處等問題講話。鄧小平作題為《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的講話，著重強調了關于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問題。全會批準了汪東興、
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全會還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因為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四大”作為一個整體從未起過積極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國人民的意願和要求。
為劉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會的另一項重要議題。2月29日，全會通過《關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叛徒、內姦、工賊”的罪名和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過去因劉少奇問題受株連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3月14日，劉少奇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重新出版發行；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認真傳達好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的通知》；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鄧小平致悼詞。
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為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1962年，康生指控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黨文藝，並借此對給這本小說的創作提過意見、提供過材料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等人進行審查，將他們說成是“習仲勳反黨集團”。《通知》
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組織部對這一歷史遺留案件進行了復查，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純屬不實之詞。強加給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的反黨罪名應予推倒，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對因此案受株連迫害的幹部群眾，均應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3月2日，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免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總參謀部黨委第一書記；楊得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總參謀部黨委第一書記、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3月8日、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舉行第一次和第五次會議，討論並確定了書記處成員的分工。3月27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趙紫陽負責經濟方面的工作，擔任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胡耀邦負責書記處全盤工作。
3月12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精簡軍隊，提高戰鬥力》的講話，指出：現在軍隊要“消腫”，主要是要解決軍隊機構重疊、臃腫，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級指揮不靈等問題。我們的軍隊體制有很多問題，不改革不行，體制和制度問題中，很重要的是建立軍官服役、退役制度。
3月14日、1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討論西藏建設的方針、任務和若幹政策問題。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西藏自治區的中心任務和奮鬥目標是，以藏族幹部和藏族人民為主，加強各族幹部和各族人民的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西藏的實際情況出發，千方百計地醫治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所造成的創傷，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學水平，建設邊疆，鞏固邊防，有計劃有步驟地使西藏興旺發達、繁榮富裕起來。5月22日至30日，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進行考察，同當地幹部、群眾共商建設西藏的大計。
3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共12條：一、堅持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二、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三、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四、堅持黨性，根絕派性。五、要講真話，言行一致。六、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七、保障黨員的權利不受侵犯。八、選舉要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意志。九、同錯誤傾向和壞人壞事作鬥爭。十、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十一、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不準搞特權。十二、努力學習，做到又紅又專。這12條準則總結了我們黨幾十年來處理黨內關係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同林彪、“四人幫”鬥爭的經驗教訓，是對黨章的必不可少的具體補充，對發揚黨內積極因素，克服消極因素，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3月15日至23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25日至27日，科協二屆全國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選舉周培源為全國科協主席。
3月19日，鄧小平看過根據中央決定成立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提交的提綱後，對決議稿的起草問題提出了三條指導思想：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隨後，4月1日、6月27日、10月25日，他又陸續談了對起草歷史決議的意見。
3月20日，李立三、賈拓夫追悼會在北京舉行。追悼會由彭真主持。鄧小平、胡耀邦參加追悼會，王震、薄一波分別致悼詞。李立三、賈拓夫因受林彪、江青等人迫害，分別于1967年6月22日和1967年5月7日逝世。
3月30日至4月24日，國務院召開長期計劃座談會，主要討論編制長期計劃的方針、政策問題。在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姚依林等談了一係列重要意見。主要有：(一)降低積累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確定積累率以25％為好，適當提高消費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兩三年內控制在500億元左右；(三)工業生產每年增長7—8％，如果有困難，5—6％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後20年穩定增長，不走彎路；(四)經濟結構要適當調整，使農業、輕工業發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築業要加強；(五)在農村和城市的所有制問題上；要根據不同情況，搞得松動一些；(六)各項工作都要進行經濟效果的比較，這要作為一條十分重要的方針；(七)要發揮優勢，揚長避短，承認不平衡；(八)要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對外貿易，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等等。會後，根據這些意見，國家計委初步擬定了《制定長遠規劃的一些基本設想(匯報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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