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國務院頒發《關于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指出：走聯合之路，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是調整好國民經濟和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的需要，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規定》的主要內容是：組織聯合要堅持自願互利的原則，逐步發展，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係的限制，但不能隨意改變聯合各方的所有制、隸屬關係和財務關係；要推進原料產地與加工地區的聯合；各種經濟聯合體都必須保證國家稅收和利潤上交任務的完成；聯合企業應由有關各方的代表組成聯合委員會，作為權力機構。
7月15日，中共貴州省委發出《關于放寬農業政策的指示》，允許在全省農村普遍推行以包幹到戶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早在60年代初期，包幹到戶就開始在貴州農村一些社隊自發進行，群眾稱之為“包坨坨”。1978年3月起，關嶺縣頂雲公社28個生產隊中有16個隊實行“定產到組；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同年11月11日，《貴州日報》以《“定產到組”姓“社”不姓“資”》為題作了報道，由此引起了能否搞包幹到戶的爭論。省委一度採取“糾偏”和禁止的措施，遭到許多地方和農民的抵制。1980年3月省委停止“糾偏”，6月在全省地、州、市委書記會上宣布允許因隊制宜，實行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等經營管理形式，7月15日正式下發文件。
7月21日，新華社報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工業企業已達6600多個，佔全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總數的16％，其產值和利潤分別佔60％和70％左右，上半年一般都實現了增產增收。
7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自即日開始陸續邀請科學家給中央領導同志講課。第一課是由錢三強講科學技術發展簡史。整個課程內容包括農業、能源、資源、人口、環境保護、計算機、空間科技、數學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
7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轉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關于黃克誠同志的復查結論》。《結論》指出，給黃克誠同志強加的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均屬誣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7月28日至8月7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盡快把內蒙古自治區經濟搞活的問題。根據自治區的實際，會議研究制定了放寬所有制方面的政策，確定：“總的原則是，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和多種生產經營方式並存、保護競爭，互相促進”，“國家、集體、個人適合誰幹，就讓誰幹，誰幹有利，就讓誰幹。這裏唯一的標準，就是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會議明確提出，要允許“包產到戶”、“包產到勞”和“口糧田”等一切可以增產的生產責任制長期並存。凡是群眾要求搞責任制的都應該支持，而不應該“頂牛”，也不搞“一刀切”。
7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的方針，在執行中還有一些問題，主要是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歌頌仍有一些過于突出個人，不夠實事求是，特別是許多紀念方法嚴重地流于形式，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而且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歷史的色彩，不利于在黨內外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掃清封建主義遺毒。為此，中央作出決定：從現在起，除非中央有專門決定，一律不得新建關于老一代革命家個人的紀念堂、紀念館等建築；出版個人傳記或個人文集應比較慎重，對于重要人物或重要歷史問題的宣傳，報刊或出版社應注意遵照中央有關指示；報紙上要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過去挂得太多，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級幹部喪事的辦理應力求簡化和節約。
8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會議指出，多年來，由于壓制乃至取消個體經濟，加上在勞動制度上對所有城鎮勞動力採取由國家包下來統一分配的辦法，造成年年有大批需要就業的人等著國家分配。會議提出：必須逐步做到允許城鎮勞動力在一定范圍內流動；在解決勞動就業問題上，打破由國家全包的老框框，實行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大力扶持興辦各種類型的自籌資金、自負盈虧的合作社；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一切守法的個體勞動者應當受到社會的尊重。
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禁止在對外活動中送禮、受扎的決定》。
同日，新華社報道：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掄、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錢偉長和吳景超，已經全部得到改正。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18日，鄧小平在會上作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講話分五部分：一、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變動，將是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關于國務院負責人人選的調整，中央做這樣的考慮，原因一是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是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是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是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班的問題。二、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為此，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三)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三、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四、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同時，決不能絲毫放松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五、中央經多次醞釀，正考慮逐步進行如下重大改革：(一)向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關于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將在憲法上表現出來。(二)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三)正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上到下的強有力的工作係統。(四)有準備有步驟地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經過試點，逐步推廣、分別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經濟聯合體的聯合委員會領導和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五)各企業事業單位普遍成立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這是早已決定了的，現在的問題是推廣和完善化。(六)各級黨委要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
8月21日、23日，鄧小平兩次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問。在談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時，鄧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在回答毛澤東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區別問題時，鄧小平說：毛主席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錯誤是從50年代後期開始的，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致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面，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毛主席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他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當談到周恩來時，鄧小平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當談到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時，鄧小平說：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復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8月22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布什。鄧小平在會見時說：我們對裏根先生最近一個時期發表的一些政見和共和黨的執政綱領感到不安。不管你們哪個黨執政，都涉及到中美關係是停滯、前進還是後退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歷來闡述的觀點是，中美關係是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其他問題不能代替。鄧小平請布什向裏根轉達中國政府的四點正式立場：(一)中國政府希望中美關係發展，不應該停滯，更不應該後退。任何從中美建交公報後退的言論和行動，中國政府都堅決反對。(二)不管美國1980年大選後哪一個黨執政，中國政府評價和判斷美國政府的戰略決策和對外政策都將把對中國的政策視為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因為這是一個全球戰略的問題，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三)如果共和黨競選綱領中對中國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對臺灣的政策)和裏根先生最近發表的有關言論，真的付諸實施的話，這只能導致中美關係的後退，連停滯都不可能。(四)如果以為中國有求于美國，以致一旦美國共和黨競選綱領中的對華政策和裏根先生發表
的有關言論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付諸實行，中國也只好吞下，別無選擇，那完全是妄想。這不只是對共和黨執政而言，即使民主黨這樣搞，也一樣。因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所以，我把話說清楚，把這幾點寫成文字交給你，請轉告裏根先生。
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轉《總政治部關于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報告》，決定為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制造的“放火燒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徹底平反。
8月28日至9月12日，全國政協五屆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指出：人民政協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的重要組織，也是我們政治體制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實行互相監督的重要形式。鄧小平還指出：我國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具有空前的廣泛性，它在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和發展了。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團結，使我國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在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實踐中，作出積極的貢獻。大會決定：增補何長工、蕭克、程子華、楊秀峰、沙千裏、包爾漢、周培源、錢昌照8人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韋國清、彭衝、趙紫陽、宋任窮、楊靜仁、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讚不再兼任政協副主席。大會通過了關于修改政協章程的決議和章程修改委員會名單。
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葉劍英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華國鋒作政府工作講話，姚依林作《關于1980、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報告》，財政部長王丙乾作《關于1979年國家決算、1980年國家預算草案和1981年國家概算的報告》。姚依林在報告中指出：國民經濟在調整、改革、整頓、提高中取得了新的進展。實行國家計劃指導下市場調節，國家計劃要搞好綜合平衡，有一部分指標是指令性的，這類指標將逐步減少；有一部分指標是指導性的和預測性的，國家通過經濟政策、經濟法令和經濟杠桿的作用，對企業的生產和發展方向進行引導，以發揮企業的主動性，這類指標將逐步增加。大會討論了制定發展國民經濟長遠規劃和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等問題；檢查了1977、1978兩年經濟工作中的新冒進帶來的不良後果。大會通過了《國籍法》、《婚姻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通過了關于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即取消“四大”的決議，關于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決議。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接任；同意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增補楊靜仁、張愛萍、黃華為副總理；接受聶榮臻、劉伯承、張鼎丞、蔡暢、周建人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的請求；補選彭衝、習仲勳、粟裕、楊尚昆、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讚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大會還接受了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這次大會在推進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9月2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批準從下年起把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工作，在國營工業企業中全面推開。《報告》說：一年來，全國已有6600多個企業實行了擴大自主權的試點，約佔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的16％左右，其產值和利潤分別佔60％和70％，對搞活經濟，促進生產發展起了明顯作用，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些產品的分配調撥計劃完成得不好；有的企業為擴大自銷壓低生產指標；盲目建設、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的現象有所發展等等。《報告》提出，要改進現行的利潤留成辦法；積極進行企業獨立核算、國家徵稅、自負盈虧的試點；使企業在人財物、產供銷方面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著重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9月27日，中央印發這次會議的紀要《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紀要肯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建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同時指出：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隊，要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各種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種模式，搞一刀切；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並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穩定。這是聯係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在這次座談會上還印發了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其中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佔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薛暮橋代表國務院體改辦作了說明，指出這種認識是對30年來佔統治地位的觀點的挑戰，“究竟對不對，應當廣泛討論，如果對，這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新發展”。會上沒有展開討論作出決定，《意見》只是作為草案供大家進一步研究。這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草案。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于三中全會以來的宣傳工作向中央的匯報提綱》，並發出通知指出，三中全會以來，宣傳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了重要作用，是我黨歷史上宣傳工作做得較好的時期之一。但極左路線的流毒和影響絕不可低估，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仍廣泛存在，整個思想戰線仍面臨著繁重而緊迫的任務。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復查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錯判死刑案件的幾點意見的請示報告》，並指出：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判處的死刑案件應全部復查，對其中冤殺、錯殺的案件，要按照全錯全平，部分錯部分平的原則，實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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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關于廣東工作的匯報。9月28日，形成《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第50號)，指出：中央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優勢，使廣東、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來，成為全國“四化”建設的先驅和排頭兵，為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探索道路，積累經驗，培養幹部。中央要求廣東充分利用和發揮本地優勢，盡快把廣東的經濟搞活，闖出一條道路，使廣東成為我國對外聯係的樞紐。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
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強調：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是一項關係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國人民長遠利益相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幹部，用實際行動帶頭響應這一號召，並且積極負責地、耐心細致地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
9月26日至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公開進行審判。準備審判10名主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蚊。特別法庭的判決是終審判決。
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並發出通知指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凡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徹底糾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對胡風的判決，宣告胡風無罪。1985年公安部對胡風政治歷史中遺留的幾個問題進行復查，予以平反撤銷，經中央書記處同意，向有關部門發出了為其進一步平反的通報。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于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在1980年對胡風集團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礎上，經過調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說明，取消了對胡風的文藝思想和宗派活動等問題的嚴厲指責。至此，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得到徹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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