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誣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並且羅織罪名，說楊、余、傅“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撲”。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命令，撤銷楊成武的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軍委常委等職務；撤銷余立金的空軍政治委員等職務，並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辦；撤銷傅崇碧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同日，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溫玉成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同時，改組軍委辦事組，增加了黃永勝、李作鵬等人，使林彪一夥控制了軍委很大一部分權力。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結，進一步篡奪軍權的一個重大步驟。不久，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中央軍委常委不再開會，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軍委常委。
5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要求全國各地區、各單位“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整錯了一大批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布告，提出六條措施，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衝擊解放軍機關、殺傷解放軍指戰員等。24日，中央再次頒發布告，作出六條規定，制止部分地區的武鬥事件。
7月21日，毛澤東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作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和編者按語。編者按語說，這個調查報告“提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後，全國各地紛紛辦起了以毛澤東對這一調查報告的批示日期為名的“七·二一”大學
。
7月27日，北京60多個工廠，組成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當時派性鬥爭激烈的清華大學，整頓秩序，制止武鬥。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期分批進入各學校”。26日，《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此後，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辦法，不僅普及教育單位，而且擴大到除軍管以外的各級黨政機關。
8月23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組織部負責人編造《關于中央監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把中共第八屆中央監委會60名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37人，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27日，康生等指使中組部負責人編造《關于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關于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經康生修改審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15名中的60人和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159名中的74人分別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
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經歷了20個月的“奪權鬥爭”，給各方面工作帶來嚴重損失。僅從社會總產值的指數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9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的社論，文章說：“全國山河一片紅”，“是奪取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標志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范圍內進入了鬥、批、改的階段。”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這反映了毛澤東試圖通過“鬥、批、改”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
9月16日，江青操縱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整理報送了3本所謂劉少奇的“罪證材料”。江青在這些材料的批語中，誣陷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姦、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是“美國遠東情報代表”。29日，林彪批寫，“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人民日報》在編者按中發表毛澤東關于“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各地普遍開辦“五·七幹校”，把原黨政機關、高等學校的絕大部分幹部和教師，送到幹校勞動、學習。
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原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反黨分子”的，達到總數的71%。第八屆中央委員97人中，除十一中全會以來去世10人外，能參加這次會議的只有40人。開會時，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了10人為中央委員，才剛過半數。八屆中央候補委員能出席會議的只有9人。而被擴大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人員達74人，佔會議成員總數133人的57%還多。毛澤東主持會議，並就“文化大革命”問題講了話。他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全會一開始，就分組圍攻所謂“二月逆流”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譚震林被取消參加會議的權利)。還批判了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全會批準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主持下，用偽證寫成的《關于叛徒、內姦、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與會的陳少敏不畏高壓，對這個決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夥鼓噪要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由于毛澤東的反對，未能得逞。全會還通過了準備召開九大的幾個文件。
10月16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志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號召批判所謂劉少奇推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這場“革命大批判”的許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授意寫成的。他們採用斷章取義，捏造事實的辦法，以“左”傾錯誤思想批判正確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論上、思想上造成了極大的混亂。
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文化大革命”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1600多萬，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為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支出的經費超過100億元。
12月29日，南京長江大橋提前全面建成通車。大橋鐵路全長6700多米，公路橋全長4500米。這是目前我國自行設計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橋梁。很多黨和非黨的技術人員和工人，不顧“文化大革命”的幹擾，仍然堅定地從事國家建設。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代表了他們的突出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