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為了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叫囂，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在這之前，他還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重要理論著作。這些著作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說明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兩者要銜接起來；批判了混淆兩個革命階段任務的“畢其功于一役”的觀點和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謬論；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質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規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總結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三個戰勝敵人的主要法寶，進一步闡明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這些著作表明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相應的一整套具體政策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係，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1月28日，中共中央電示項英、山東分局、一一五師等，指出只有廣泛發展革命武裝力量以與全國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才能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時局好轉，而現時能夠發展武裝的地區，主要的只有山東和華中，集中一切力量為發展武裝和建立根據地而鬥爭，乃是你們最主要的任務。
2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依據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春對陜甘寧邊區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動手，生產自給”的方針，向全軍發出指示，要求各部隊依不同情況開展生產運動，做到一面戰鬥，一面生產，一面學習。
2月23日，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蒙江縣(今吉林省靖宇縣)境內戰鬥中壯烈犧牲。日軍為穩定東北這塊侵略基地，對抗聯進行瘋狂的“討伐”，加緊實施“治安肅正”計劃，使已經與中共中央失去聯係的東北抗日聯軍處理更為困難，但他們仍英勇地堅持分散了遊擊戰爭。
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是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姦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指示規定，在政權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應各佔三分之一，實行“三三制”。這種規定是為了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同時廣泛地團結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進一步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以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報告總結抗戰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針對當時黨內出現的“左”的傾向，全面論述共產黨必須堅持對國民黨實行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深刻地闡明“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和在同頑固派的鬥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4月和7月，根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動員各民族團結抗日的方針，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先後擬定《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和《關于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並經中央書記處批準。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少數民族工作的指導文件。抗戰以來，各地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團結抗日的民族政策，動員和組織各族人民積極參加抗日鬥爭，發展了大量少數民族的抗日武裝。共產黨員馬本齋領導的冀中回民支隊，戰功卓著。蒙古族、回族、滿族、朝鮮族、壯族、黎族、苗族、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鬥爭中，都作出了貢獻。
5月4日，中共中央向東南局發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要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應不受國民黨的限制，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和根據地；在國民黨頑固派堅持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以此作為投降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鬥爭；只有堅持在對頑固派的鬥爭中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才能鞏固和擴大進步勢力，爭取中間派，應付突然事變，達到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目的。
5月下旬，為支援華中，八路軍第二縱隊主力三四四旅和新編第二旅等部，由冀魯豫邊區南下進入豫皖蘇邊區與在這個地區活動的新四軍會合，並組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原在平西建立的第四縱隊番號已取消)和第五縱隊。第四縱隊由彭雪楓任司令員、劉子久任政治委員，堅持豫皖蘇邊區鬥爭。第五縱隊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執行東進任務，與中共地方黨組織共同開辟蘇北淮海區抗日根據地。
5月31日，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到延安，慰勞陜甘寧邊區抗戰軍民。7月，陳嘉庚在重慶作了“西北之觀感”的演講，講述陜甘寧邊區人民積極抗日，實現民主化的情況。早在1938年10月，陳嘉庚在新加坡發起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他被選為總會理事。“南僑總會”積極進行籌款、宣傳抵制日貨及動員華僑司機和技術工人回國服務，開展華僑的抗日愛國運動。陳嘉庚等人歸國視察回新加坡後，領導“南僑總會”堅持民主和抗戰，反對投降和獨裁，進一步推動南洋抗日愛國運動的發展。
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戰3周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再次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克服投降危險和戰勝困難而鬥爭。3年來，由于中國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廣泛的抗日遊擊戰爭，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發展。在敵後開辟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和華南解放區，擁有9000多萬人口(包括兩面負擔的遊擊區)。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抗擊了在華日軍的半數。共產黨員由4萬人發展到80萬人。
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軍在華北發動有105個團參加的“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大小戰鬥1820余次，斃傷日偽軍2.58萬余人，俘虜大批偽軍和日軍，破壞兒路940多裏，公路3000多裏，車站、橋梁、隧洞260多處，摧毀了大量敵堡和據點，嚴重地破壞了正太鐵路和井陘煤礦。八路軍傷亡1.7萬多人，尤以第二階段的幾次攻堅戰損失較大。這次戰役給敵偽以很大打擊，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軍隊的威望，對堅持抗戰、遏制妥協投降暗流、爭取時局好轉，起了積極作用。百團大戰後，日本帝國主義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並對解放區實行“更大規模的報復作戰”。
10月初，國民黨軍韓德勤部向蘇中黃橋新四軍陳毅部進攻。新四軍執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方針，聯絡友軍和開明紳士，堅持自衛原則，予來犯者以迎頭痛擊，殲滅韓部頑軍11000余人，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10月10日，新四軍陳毅所部與南下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在東臺白駒鎮會師，完成了向北發展，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代電(即“皓電”)，大肆造謠誣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並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于1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11月9日，朱、彭、葉、項電復何、白(即“佳電”)，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荒謬命令和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誣蔑，同時表示，為了顧全團結戰的大局，可以將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12月8日，何、白再次發出復朱、彭、葉、項代電(即“齊電”)，進一步作反共的輿論動員。
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論政策》的黨內指示。指示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過左傾向，強調指出：“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指示批判了抗戰以來黨內的右傾和“左”傾思想。指出，現在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指示進一步闡述了統一戰線的策略原則，特別指出對頑固勢力和各個帝國主義都要進行具體分析，加以區別，在區別的基礎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並重申“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根據這些原則，指示全面說明了黨關于政權組織、勞動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鋤姦政策、人民權利、經濟政策、文化教育、軍事政策等各項具體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