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聲勢浩大的群眾反帝運動，同武漢政府的外交談判相結合，迫使英國侵略者不得不將漢口、九江英租界交還中國。這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2月16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已經不是宣傳而是立即實行的問題。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黨內外懷疑和指責農民運動的論調，總結了湖南農民運動的豐富經驗，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工人舉行總罷工。21日，總罷工發展為第二次武裝起義。蔣介石的軍隊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動，坐視軍閥部隊殘酷地鎮壓起義的工人。起義失敗。
2月，瞿秋白將他同彭述之的爭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批評了以陳獨秀、彭述之為代表的黨內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聯合起來，挫敗了蔣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圖，通過了旨在限制蔣介石個人獨裁的一係列決議。但是，由于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影響，三中全會選舉當時還遠在國外的汪精衛擔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主要領導職務，並繼續讓蔣介石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隨即以總司令的名義調集嫡係部隊至滬寧一帶，在帝國主義和買辦性的江浙財閥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緊準備反革命政變。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參加的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經過30個小時激戰，打敗軍閥部隊，佔領上海。蔣介石的軍隊乘機進駐上海。
3月24日，共產黨員參加領導的北伐軍第六軍、第二軍擊敗敵軍，佔領南京。英美帝國主義的軍艦炮轟南京，發出了加緊幹涉中國革命的信號。蔣介石利用總司令的職權，命令第六軍、第二軍開赴江北，調嫡係部隊進駐南京。
3月30日，毛澤東、彭湃、方志敏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等，經湘、鄂、贛、粵、豫等省農民代表聯席會議的選舉，組成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隨即對發展各地農會組織、擴大農民武裝、建立農村革命政權和解決土地問題等，作了具體部署。
4月1日，汪精衛由德國回到上海，當天蔣介石向他提出兩件事：“一是趕走鮑羅廷，一是分黨”。4月初，汪同蔣介石舉行秘密會議。蔣介石等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汪精衛則主張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共產黨問題。4月5日，陳獨秀和汪精衛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說“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等等，都是所謂謠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
。隨後，廣東、江蘇、浙江等省也相繼發生反革命大屠殺。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國民政府”，同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同時，奉係軍閥和蔣介石相呼應，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蕭楚女、熊雄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先後英勇犧牲。
4月1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關于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告全世界無產者、農民及一切被壓迫民族書》，指出蔣介石已被帝國主義所收買，已成了帝國主義強盜的同夥，工人運動的敵人。
4月16日，周恩來等致電中共中央，建議武漢迅速出兵討伐蔣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數人和共產國際都反對這一建議，而跟著武漢國民黨中央主張繼續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馮玉祥所部會師，打通同蘇聯的交通線，然後再回過頭來對付蔣介石。
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誓師繼續北伐，向河南的奉軍進攻。從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軍同奉軍主力激戰于豫南，擊敗奉軍。
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號召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
4月22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于漢口發表宣言，譴責蔣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工具。
4月25日，武漢舉行了30萬人的反蔣大會。與此同時，兩湖地區許多縣鎮的農民紛紛舉行反帝討蔣群眾大會，江西40萬有組織的農民也聲討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80人，代表黨員57900多人。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確定黨在緊急時期的任務。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提出的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並根據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但大會沒有提出任何切合當時實際的糾正右傾錯誤的辦法。大會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中雖然指出，五卅運動以來，我們黨“只注意于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的鬥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以致沒有能夠有效地防止蔣介石的叛變，但對于當時的形勢並沒有作出符合實際的具體分析。議決案把蔣介石的叛變當作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都當作革命的對象；把已經由汪精衛、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當作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唐生智繼續抱有很大的幻想。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反復強調土地革命的重大意義，認為“在革命的國民政府之下”的幾個省裏，可以深入進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漢控制政府和國民黨的那一股勢力並不能成為農民運動的支持者。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強調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會議對于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根據當時革命發展的危急局勢，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大會選出29名中央委員和11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譚平山7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徵、張太雷、陳延年、周恩來4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後又增補李維漢)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繼續被選為總書記。
5月10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到會代表60余人，代表團員5萬多人。會議選出新的團中央局，任弼時當選為書記。
5月18日至30日，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會議期間，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發來指示，要求開展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並且推動國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農領袖參加領導的方法，改造國民黨領導機關；動員2萬左右黨員、5萬革命工農，編成新的軍隊，作為武漢政府的“可靠近衛軍”，以便用來解除不可靠的軍隊的武裝。組織以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這個指示的實際內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漢的汪精衛等人採取措施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這個指示時，鮑羅廷和維經斯基表示一時無法執行，羅易也表示難于實現。6月5日，羅易向汪精衛出示這個指示，第二天又給他一個副本，成為汪精衛分共的一個借口。6月15日，陳獨秀致電共產國際，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
5月21日，在蔣介石、汪精衛唆使下，湖南的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即馬日事變)，襲擊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及其他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這個事變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右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黨右派公開合流的信號。
5月，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繼續發展，兩省農會會員增加到700多萬人；有些地方的農民群眾自動起來插標分田。許多地主出身的國民革命軍軍官，更加仇視農民運動。夏鬥寅、許克祥相繼叛亂後，兩湖的土豪劣紳紛紛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漢國民政府解除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加倫等140余人的職務。
6月10日，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譚延（門+豈）、唐生智等在獲知共產國際的5月緊急指示後赴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談，密謀反共。6月20日至21日，馮玉祥同蔣介石等南京國民黨首領在徐州舉行會議，決定反共、反蘇，實行寧漢合作。
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漢口舉行，到會代表400余人，代表會員290余萬人。大會號召工人階級同農民、小資產階級結成堅強的同盟，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叛變，並繼續深入開展革命鬥爭。
6月30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通過《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決議仍然承認汪精衛等控制的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決議表示“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分子，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企圖以投降式的讓步來拉住汪精衛。汪精衛更肆無忌憚地煽動“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舉行擴大會。陳獨秀主張：國民革命各軍招兵時，農民協會的會員和自衛武裝可應徵加入。毛澤東指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毛澤東還主張“上山”，並預料“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停職。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撤退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發表了《國民革命目前行動的政綱草案》，表示中國共產黨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7月14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秘密召開了分共會議。國民黨左派傑出代表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曾派代表到會發言，竭力反對分共。但是，汪精衛等不顧宋慶齡等左派的堅決反對，悍然決定了“分共”計劃。當天，宋慶齡發表聲明，堅決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衛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作出了關于“分共”的決定，公開背叛了孫中山所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隨後不久，汪精衛等就和蔣介石一樣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屠殺，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慘重失敗。中共中央臨時常委迅即決定實行武裝反抗，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
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黨所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等武裝2萬余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佔領了南昌。這次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創建人民革命軍隊的新時期。8月3日開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計劃率領部隊陸續撤離南昌。由于缺乏經驗，沒有與江西等省的農民運動結合，起義部隊在南下廣東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區遭到優勢敵軍的圍攻而失敗，保存下來的武裝，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地區，繼續堅持鬥爭；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粵贛邊境打遊擊。
8月7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0人，候補中央委員3人，中央監委、中央軍委、共青團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和中央秘書處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議。會上，首先由羅米納茲就召開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作報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作報告。瞿秋白在報告中分析了當前政治形勢，指出了中央領導機關的右傾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嚴重危害，提出了黨的工作方針和任務。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會上，許多同志發言總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批評黨中央在國共合作中沒有積極去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指出，今後黨的“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議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蘇兆徵、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等9人為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彭公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等7人為候補委員。8月9日，臨時政治局的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為常委。隨後，臨時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並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張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慶齡在赴莫斯科前發表聲明，重申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譴責“國民黨冒牌領袖們所領導的反動勢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國民黨南京政府下絕俄令：“各省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領事，一律撤銷承認。所有各省之蘇俄營商業機關一並勒令停止營業。”18日，宋慶齡在莫斯科電斥蔣介石，指出蔣等此舉如果實行，將成為歷史上“誤黨誤國之罪人!”
9月，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參加起義的部隊有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的農軍，鄂南崇陽、通城的部分農民武裝和安源的工人糾察隊等。起義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共5000余人。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起義軍總指揮。9月9日，參加起義的部分工農群眾開始破壞粵漢鐵路線上的岳陽至黃沙街、長沙至株洲的鐵路。11日，湘贛邊界地區開始舉行武裝起義。起義部隊分別從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會同湖南省平江、瀏陽地區的農軍，準備會攻長沙。起義軍先後取得了老關、醴陵、瀏陽、白沙東門市等戰鬥的勝利，佔領了醴陵、瀏陽縣城和一些集鎮。但由于強敵反撲，起義軍在戰鬥中相繼失利。毛澤東迅速命令起義部隊第一、三團與第二團余部，到瀏陽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開會議，決定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並于20日帶領部隊撤離湘東地區，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9月29日，起義部隊共1000人左右到達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進行改編。經過改編，起義軍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黨在部隊中建立了各級組織，特別是把支部建在連上，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10月，起義軍到達井岡山，開始了創建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陽等地領導農民群眾舉行秋收起義。同月，中共瓊崖(即海南島)特委書記楊善集和王文明、馮平、馮白駒等分別領導樂會(今屬瓊海縣)、萬寧、瓊山
、定安、臨高、澄邁等地農民舉行武裝起義，並開始了創建革命軍隊和瓊崖根據地的鬥爭。1928年春，工農革命軍改編為紅軍，馮平任總司令。同年夏，成立瓊崖蘇維埃(即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王文明任主席。當紅軍在敵軍進攻下遭受嚴重挫折後，在王文明、馮白駒領導下繼續堅持鬥爭。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放棄國民黨的旗幟。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陸續遷往上海，並在武漢設立長江局，由羅亦農負責。
10月下旬，中共確山縣委和農軍負責人馬尚德(楊靖宇)在河南省確山縣劉店領導農民起義。起義勝利後，縣委決定正式建立確山農民革命軍，並以劉店為中心堅持遊擊戰爭。
10月底至11月初，繼9月廣東省海陸豐起義失敗後，海陸豐地方黨組織，在董朗等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編成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師配合下，又領導海陸豐及附近地區農民舉行武裝起義。不久，彭湃回到海陸豐，主持中共東江特委工作。陸豐、海豐先後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1928年1月，由廣州起義軍余部編成的工農革命軍第四師進入海陸豐地區，增強了海陸豐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陸豐、海豐縣城相繼被敵人佔領。隨後，在優勢敵人進攻下，包括海豐、陸豐、紫金等縣的革命根據地遭受嚴重失敗，少數人員轉入附近山區，繼續進行鬥爭。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吳光浩等領導湖北黃安(今紅安)、麻城武裝起義，建立了黃安農民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黃安縣城失守後，一部分隊伍先後轉移到黃陂木蘭山地區和河南光山縣的柴山堡一帶，堅持革命鬥爭。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棗陽縣領導農民起義。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萬安、泰和、贛縣、興國等地的農民武裝，在中共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分別領導下，先後舉行武裝起義。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瞿秋白領導下，于上海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原則上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4日中央常委會議修改審定)等文件，並增選周恩來、羅亦農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這時，在革命處于低潮形勢下，黨的組織和工農革命群眾運動遭到敵人的極大摧殘。共產黨員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近6萬人減至1萬多人。然而這次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的“左”傾思想指導下，卻錯誤地認為這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革命形勢仍在繼續高漲，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命令少數共產黨員和群眾去執行毫無勝利希望的武裝暴動的總策略。這種“左”傾盲動主義，在實際工作中給黨造成了許多損失，引起了黨內許多同志的批評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許多地方停止執行。同年2月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也批評了這次“左”傾錯誤。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並接受了這一決議案。至此，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即在全國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
12月11日，趁粵桂軍閥混戰，粵軍主力離開廣州之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黃平（黃平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廣州起義時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廣州蘇維埃政府人民內務委員和外交委員，後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變）、周文雍、惲代英、楊殷、葉劍英、聶榮臻等，領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警衛團和廣州工人赤衛隊等舉行武裝起義，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以蘇兆徵為主席(因病未到職，由張太雷代理)。在廣州的蘇聯、朝鮮、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參加了起義。由于優勢敵人的猖狂進攻和起義部隊沒有及時轉入農村，這次起義遭到了失敗。張太雷英勇犧牲，剩下的部分武裝和人員轉移到海陸豐等地區農村，繼續進行革命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