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針對根據地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提出了“自己動手”的口號。隨後各根據地逐步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期後，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據地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陜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之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作為各根據地克服經濟困難，實現生產自給的努力目標。這個口號在解放後，當全國或某個地區出現經濟困難的時候，一直是黨和政府鼓勵人民生產自救的行動號令。

    “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

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大批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滿懷愛國激情和追求光明的願望來到延安，對他們的引導、幫助和教育成了黨的一項重要工作。1939年“五四”運動20周年前夕，毛澤東發表了《五四運動》紀念文章，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後來他在《青年運動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他文章、講話中又多次闡明了這一觀點。這一觀點被概括為“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行動口號，並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教育青年及知識分子各項方針、政策的總指針。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一係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這些事件的嚴正立場。他說：“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麼，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對中國共產黨的嚴正立場，國民黨頑固派置若罔聞，繼續擴大事態，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終以失敗告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義，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擊和消滅一切來犯之敵的鬥爭口號。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語出毛澤東1939年12月21日所作《紀念白求恩》一文。諾爾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產黨黨員，著名醫生，國際共產主義戰士。1937年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率加美醫療隊來到中國，幫助抗戰。1938年3月到達延安，不久前往晉察冀邊區工作，他熱忱的態度、高度的責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軍士兵的稱讚。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犧牲。毛澤東在這篇紀念文章中寫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誠。”“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志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從此，“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努力加強自身黨性、道德修養的典型口號，並在人民群眾當中經久流傳。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這是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中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而採取的兩條宗旨，也是正確地進行黨內鬥爭所採取的一項重要政　策。毛澤東在解釋這個方針時指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這就從根本上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的“殘酷迫害，無情打擊”的錯誤方針，並為後來正常情況下的黨內鬥爭指明了正確的路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