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年5月1日起，廣州市民可就任何政府信息向有關部門提出公開申請，如不公開市民可起訴，但能否公開，要通過該部門審查。包括國家秘密、商業機密、個人隱私、領導成員廉潔信息等八項信息不需要公開。
針對這則新聞，網上一片嘩然。其實這是一種“愛之愈深，恨之愈切”的心理在作怪。但從積極的角度看，廣州市出臺這個《辦法》已經是個不小的進步。從功利層面或者說是技術性層面看，筆者認為，這種“選擇性公開”倒是一種務實之舉。如果現在全面公開領導廉潔信息，如果沒有多少可信度甚至是冠冕堂皇的廉潔信息，又有多少實際意義？
近年來，隨著社會不斷進步，信息知情權對于責任政府的建立，已經越來越作為一個課題擺上日程。但是到底怎樣才能達到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保證政府在信息公開上的透明度、自由裁量權的有效制約，從而杜絕類似將廉潔信息等同于國家秘密“保護”起來的這種“選擇性公開”呢？
從制度化設計的角度看，筆者認為，作為在信息公開方面的一個初等生，我們在當前階段所苛求的，並不應該著眼于信息公開的具體內容面面俱到，首要的應該是反思如何通過立法來規范政府在信息處置中的權力，如何對政府在信息公開過程中的隨心所欲的自由裁量權進行有效制約和制衡等這些“基礎秩序”的建構。通過逐步推進和完善，實現一個由“選擇性公開”到“制度性公開”的跨越與提升。（小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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