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裏母親從不和我説話”

　　新京報：母親這件事情，你覺得對你後來的生活有怎麼樣的影響？

　　張紅兵：有些影響最初就發生了，可我並沒意識到是這件事情的緣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我曾陷入極度的恐懼和不着邊際的胡思亂想之中。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抑鬱症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裏揣摩着要説的每句話，考慮説出來是否正確。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

　　新京報：什麼樣的恐懼？

　　張紅兵：我聯想到在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的外祖父，聯想到母親受其父案件影響。我害怕自己在與人交往時，也會像母親那樣控制不住説出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我何嘗不也是因母親的遭遇受到影響。更可怕的是，這種傷痛還可能因為我，傳遞到女兒甚至孫輩。

　　新京報：會夢到你母親嗎？

　　張紅兵：有很多次，在夢裏我見過她，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説：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許多夢境裏，她從來不和我説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

　　新京報：流過眼淚？

　　張紅兵：許多年來，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動下，懷着沉重的負罪感，為母親寫平反的申訴材料而一人獨處的時候。

　　“我應該成為反面教材”

　　新京報：別人談到那段歷史，你會不會敏感？

　　張紅兵：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後，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跟人説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説固鎮縣誌裏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憤怒。和他吵了起來，問他為什麼揭發我的隱私。

　　新京報：也就是，你以前並不願別人知道？

　　張紅兵：從自我保護的角度，我是不願意的。背後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新京報：你反思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張紅兵：其實母親去世後，我就陷入痛苦。這幾十年我從來沒停止過反思。不過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應該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開報道張志新的事情。當時我和父親就意識到，我們做錯了。

　　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歷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裏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新京報：後來你和父親會談論母親的事情嗎？

　　張紅兵：我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提起。在母親去世後的很多年裏，父親表面很平靜。直到他離休後，有一次我們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談起這件事。他説當時我們家出了這個事，他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他是成年人。

　　新京報：你公開這段經歷後，周圍人什麼反應？

　　張紅兵：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都不理解，問我你這樣做有什麼用呢。也有人給我發郵件，説我該死了。好多網友罵我，説你還有臉活到現在，還不到母親墓前尋死。

　　新京報：你為了讓母親的墓地（遇難地）被認定為文物，打了幾年的官司，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拒絕遺忘？

　　張紅兵：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説，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他説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説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資料。

　　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歷史資料，符合巴老所説條件。也應該把我對母親的行為，作為展覽內容之一。我是兇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罵我吧。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面教材。

　　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安徽蚌埠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