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同人群的偏見永遠存在。不過，也有些“臉譜化”是樂意被人接受的——如果他自認為正處在歧視鏈條的最頂端。而互聯網的興起第一次重新劃分了“我們”與“他們”的標準。

    司馬遷肯定不是中國最早的“地圖炮”，但稱他為史上最著名的“地圖炮”當不為過。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介紹當時中國各地物産、風土時，順帶把當時對中國各地人的性情都總結了一遍，不但為今後的各種“地圖炮”定下基調，而且為後來各種地方志的本地民風總結提供了范本。

    在描述各地民風形成原因時，司馬遷有教化説、周邊環境影響説、地理環境説等總結。

       譬如梁、宋故地的民風，因為堯、舜、湯誕生于此，故“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而種、代故地，因為“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而“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西楚人則“其俗剽輕,易發怒”。比“山地之民近悍，江湖之民近黠”之類單純的水土説，看上去要練達、智慧得多。

    “我們”的心理需要

    把以地域、民族、職業等外在概念劃分的人群視為一個整體，再為之刻畫一個固定的臉譜，是無分古今中外的共同習慣。越是在文化不發達的時代和地區，人們越傾向于用自然水土等擬物思維來總結不同人的特徵。

    這種臉譜化的認識，其實是人類認識和描述世界時的本能。按現代個性心理學創始人高爾頓·奧爾波特的説法就是，它是最不費力的規則。最簡單的比方是人們對顏色的認知：顏色是連續的光譜，本無法被劃分為若幹清楚的邊界，但為了大幅節省精力和簡化表達，只能以赤橙黃綠青藍紫之類的名字來定義。

    類似的還有人們對時間概念的使用，人們確定約會時間時，總是傾向于使用8點、8點半或8點15分這樣盡可能接近整數的節點，再講究精確的人，也不會使用8點13分23秒。

    不但從簡化認識這個角度看，對不同人群的偏見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為了精確認識，人們會不自覺地總結出更多的共性。問題是，這種概括的基礎是對人、事、物一致且不變特徵的把握。而人群恰恰是最易變的描述對象。10多年前，臺灣人的茶葉蛋，多數大陸人確實吃不起，但今天多數大陸人已富得可以嘲笑“臺巴子”見識淺陋了。

    “地圖炮”現象中更重要的一個社會心理因素，是人群對社會認同的渴求。人們通過不斷強調“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別，來強化自我認同。如果這種差別強化的是我們的優越感，自然最易被津津樂道。而反襯“我們”優越的，自然是“他們”的種種可笑和荒謬。

    司馬遷時代的“地圖炮”，對一個地區的描述往往只有寥寥數語，到了今天，不但各種高度凝練的段子層出不窮，而且每個地方都發展出了一套自我中心論的“中國觀”或“世界觀”。

    如果説的是“我們”的好話，帶有權威感的“地圖炮”論述是非常受歡迎的。十九世紀德國地質學家費迪南•馮•裏希特霍芬的《中國：我的旅行與研究》，記錄了他對中國各地風土人情的觀察總結。一個德國人，權威而又客觀，自然是中國近些年各種人文暢銷書必須引用的。

    余秋雨老師是極擅于捕捉和把握這種心理的大師。他深諳對一個地方的讚美要含蓄克制且帶有學術探討意味的精妙之道，他對湖南岳麓書院的讚美，使他成為湖南舉辦的岳麓大講堂的首位嘉賓，他對山西票號的追思，使山西政府終于想起來要弘揚晉商文化，並向他發出了第一份邀請。

    中國需要余秋雨這樣的大師。幾十年高度計劃的政經體制，使各個地方面目模糊、缺少文化識別性，而民間流傳的地域成見，又幾乎全部是貶義的。不是只有東莞願意砸進數億元洗脫“中國性都”之名，無論是處于地域歧視鏈條中下遊的地方，還是沒被列入歧視鏈條但急切想提高知名度的地方，都樂于通過大規模宣傳，重新塑造一個自己所希望的臉譜。

    “我們”應該是誰

    通常，“我們”總會認為，那個被“他們”臉譜化的“我們”是一種傲慢與偏見。哪位河南人喜歡聽外地人講述的各種河南段子，哪位“江北人”樂于接受“江南人”的無聲歧視？哪位內蒙古人樂意被人問起你是否騎馬上學？又有哪個新疆人希望人們把小偷和切糕與他挂鉤？

    不過，也有些“臉譜化”是樂意被人接受的——如果他自認為正處在歧視鏈條的最頂端。

    譬如，英國人多半願意接受自己被當作古板且有腔調的紳士。殖民地時代，有些英國下層社會的混混，樂于去印度，因為這才有機會讓自己變得像一位英國紳士。而有些東北人一旦離開家鄉，嗓子就直了，且喜歡冷天光著膀子，因為“東北人都是黑社會”這一偏見可以讓他享受到站立于食物鏈頂端的快感。

    有時，“他們”的偏見會以奇特的方式塑造“我們”。

    伊朗、沙特這類被外界認為宗教意識最強烈的國家，對飲食上是否嚴格遵循清真規范遠不像中國人想象的那麼在意——除了不點豬肉，他們並不刻意挑選清真館子。而中國則截然相反，某種程度上，穆斯林在中國是汪洋大海中的極少數，而並無獨一神教信仰的漢族對伊斯蘭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不吃豬肉上。這種來自“他者”的定義，或許成為中國穆斯林對飲食格外在意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

    雖然人口流動和經濟交往，總是在瓦解傳統社會中“我們”與“他們”的固有邊界，但人群內在的心理需求，又同時會不斷通過文化建構來強化、塑造自我認同。

    這種對“我們”的心理需求，是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的社會基礎。行政力量可以借助這種需求，將“我們”的邊界與內涵，由傳統的小范圍的鄉土之別，上升到行政區劃的省際、國家和民族之別。

    崛起的中國也開始努力改變外部對中國人的刻板形象。北京奧運會時，典型的中國人形象依然是身著白衫打太極的老頭，以及北京老建築群落空地上放風箏的市民。而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中，中國的形象代言人已經變成了各類成功人士，傳統與鄉土的中國人一下變得高大上起來。

    但現代社會可以組成“我們”的標準，遠非國家力量可以統一塑造。互聯網的興起真正打破了傳統，第一次使得重新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標準，可以是意識形態和價值偏好，持任一觀念的人都可以找到屬于自己的“我們”。

    在這個全新的平臺上，社會分工的深化和精細，使得職業、教育、興趣愛好背景等都可以成為區別彼此的原因。最匪夷所思的是，“理科生”與“文科生”這種籠統的教育背景之別，也能成為劃分“我們”與“他們”的邊界。

    今天中國的公共議題，明顯可以看出“我們”與“他們”的聲音，早已超越了傳統社會的地域、民族等自然屬性，而帶有強烈的觀念屬性。互聯網這種技術，是對近現代國家努力塑造出的想象共同體的最有力解構。

    也許今天的中國，是全世界“我們”和“他們”固有邊界重塑最劇烈的案例之一。但這又是全球現象。亨廷頓的《我們是誰》所表達的，就是在文化和種族多元的社會變遷下，對“美國人”的定義劇烈松動的焦慮。

    地圖炮最安全

    雖然中國自古就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説法，但相比種族、文化多元的西方歷史，中國境內較少種族和語言差異，使得中國人並不是狂熱的種族偏見分子。

    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人曾以科學的名義，將對不同種族的偏見上升到固化的生理差異。因解放黑奴而青史留名的林肯就曾説過：“我相信白人種族和黑人種族之間的體質差異，將禁止這兩個種族能在社會和政治平等之下共同生活。”而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通信中，則充斥著對斯拉夫人的歧視，譬如恩格斯在談到一個叫品得的人時説：“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斯拉夫人，感情輕浮，甚至下流，喜歡諂媚，又高傲自大。”甚至列寧、斯大林對斯拉夫人的態度也和革命導師相同，他們早期的著述中經常有俄國人愚鈍、落後和迷信之類的字眼。花了幾十年時間，蘇聯/俄羅斯的領袖們才統一改了口徑。

    直到戰後生物學的進步，消滅了種族歧視的生物學理論基礎，而政治正確，又消滅了種族歧視言論在公共空間的存在機會。好在西方國家較小，互相之間關係密切。在今天看來，他們彼此之間的成見，更像是中國不同省份之間的互相揶揄，而不涉及民族情感——為他們提供了足夠充分的地圖炮話題。

    今天，中國各省之間，類似河南人、安徽人、東北人、廣東人的段子，多少因為缺少新素材，已讓人喪失新鮮感，而且人口流動也在迅速抹平差距和隔膜。好在，對外，我們有日本、菲律賓、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等一大堆鄰居可供仇恨，對內，還有香港人説大陸人是蝗蟲、臺灣人説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彈藥永遠不缺。

    不過，茶葉蛋這事也許是臺灣人遲到的報復。1970年代生的中國人，都曾唱過一首兒歌，詞曰：“報告司令官，你老婆在臺灣，沒有褲子穿，扯了二尺布，縫個花褲褲，東補補、西補補，還是露著大屁股。”這是人們依據大陸當時的真實生活而産生的對臺想象，説不上太多惡意。

作者：黃章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