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開始，以美國曼迪昂特公司披露的“高級可持續攻擊”（APT）報告為標志，網絡安全問題正式進入國家安全的戰略視野，成為國家安全戰略博弈的一個領域；緊隨其後的2013年6月，斯諾登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憑借“棱鏡門”係統監控全球網絡空間；2014年5月，美國司法部起訴中國黑客；2014年9-10月，支持“佔領中環”的國際黑客組織匿名發動針對香港以及大陸政府機構的入侵與襲擊，從不同側面展示了網絡空間戰略博弈復雜而嚴峻的現狀。作為一個在此背景下進入持續崛起軌道的世界大國，中國面臨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構建符合技術發展特點、世界前進趨勢以及中國國家利益需求的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根據國家安全戰略的一般分析框架，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構建中需要識別所處的環境、設定要維護的利益以及要實現的目標、制定相應的政策工具並構建評估和分析收益與代價的框架，這裏首先從環境切入，探討構建中國國家網絡安全空間戰略的國際環境所具有的特點。

　　在國際層面，不對稱、不信任、不確定是中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構建面臨的外部環境的三個主要特點：

　　不對稱，指的是技術、能力在不同行為體之間的不對稱分布。從技術發展的歷史脈絡和進程來看，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局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研究基于可路由的封包交換技術，在此基礎上成功的發展出了軍用網絡——阿帕網，並最終通過基于TCP/IP通用通訊協議等相關的商業技術運用，推出了目前被廣泛使用的互聯網。在此過程中，憑借先發優勢，憑借原有的資本、技術、組織以及科技研發能力方面的相對領先位置，歐美國家的公司、政府，在推動網絡技術發展及其運用方面，佔據了相當明顯的優勢：支撐全球互聯網的重要基礎設施，海底光纜，主要是歐美國家的T1級運營商掌握，其他後發國家和地區的網絡接入，需要在不同程度上租用這些海底光纜；作為全球網絡空間關鍵資源象徵的13臺根域名解析服務器，以及相應的根區文件係統的維持，絕大多數長期處于歐美政府、公司、研究機構的有效控制之下；支撐關鍵網絡應用，比如，銀行的核心業務係統，基本被以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甲骨文公司以及EMC公司所壟斷；全球高端服務器市場約84%的份額，被5家發達國家的公司所掌握；全球搜索市場超過70%的流量，被谷歌公司一家所佔據。

　　除了這些實體性的基礎設施、服務、關鍵資源之外，在與全球網絡空間相關的各類關鍵組織和機構中，影響力的分布同樣是不均衡的：比如，在互聯網工程師工作組（IETF）裏，盡管在會議參會人數中已經超過了30%，但中國工程師提出的RFC文件只有總量的1%，而正是這些RFC文件，決定了互聯網真正的關鍵技術、技術標準及其未來走向；在相關組織的提名以及掌握投票權的核心決策層中，來自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公司的代表憑借在技術能力、社交關係、朋友圈等方面的綜合優勢，佔據著近似不可動搖的優勢地位。

　　這種不對稱分布，一方面是網絡發展歷史所帶來的沉淀；另一方面也是巨大的慣性體驗，從2011年開始，全球網絡空間用戶中50%以上來自發展中國家，中國一家貢獻了全球25%以上的互聯網用戶。由此帶來了體係層面的另一種不對稱：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掌握關鍵資源和運用，提供服務；發展中國家提供網絡用戶，使用網絡，提供數據。這種交換結構，有些類似“依附論”中描述的中心外圍結構：中心位置的發達國家提供工業制成品，外圍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原材料、農産品、初級工業品。網絡空間中的原材料和産品，相當于原始數據和經過加工挖掘之後的數據産品與服務。

　　不信任，指網絡空間不同類別的行為體，尤其是不同的國家行為體之間，因為“安全困境”的存在，以及能力的不對稱分布，無法構建有效的信任。從1648年主權國家體係借助《威斯特伐利亞合約》誕生以來，主權國家之間在現實世界中的博弈，基本上沒有出現過能夠成功超越所謂“安全困境”或者説“修昔底德陷阱”的實踐案例，目前中國努力嘗試要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努力，也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觀察。網絡空間的誕生、發展與擴散，即所謂的網絡革命，如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美國權力的困境》一書中所指出的，並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而是在主權國家體係這樣一個確定的結構中發生的，原先主權國家以及其他各類行為體所具有的記憶，尤其是與自身安全，或者説，生存相關的記憶，都會以不同方式投影並作用于網絡空間；不同行為體對網絡空間的認識和理解，更多的時候遵循“認知相符”的思維模式，服從和服務于其已有的經驗。

　　基于現實國際體係中主權國家之間的不信任，以美國為代表，其對網絡空間的認知，是“積極的無政府狀態”，以及美國必須最大限度的在網絡空間獲取自己以及盟友的行動自由，限制其主要競爭對手或者説敵人，獲得同樣的行動自由。無論是1995年7月美國國防部負責隱秘行動與低烈度衝突的副部長辦公室提供的對互聯網的戰略評估報告，1997年美國國防部授權國家安全局開發計算機攻擊能力的報告，亦或者是希拉裏國務卿發表的兩次互聯網自由演説，還是2011年美國發布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2012年10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部長帕內塔，以及2012年11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向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提交的評估報告，都充分展示了美國在全球空間依托壓倒性的技術和能力優勢，構建具有霸權性質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的清晰藍圖。這種戰略的基礎是不信任，包括對美國最主要的對手、夥伴國，中國的不信任。

　　同時，這種不信任是雙向的，並且存在自我升級的螺旋，防禦性現實主義或者進攻性現實主義者都清晰的看到了這種趨勢，並將其稱為某種無法避免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國面臨的考驗是，如何認知、理解並有效應對這種不信任。另一種不信任的關係，存在于如何認知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行為體之間的關係，判定其互動的模式，並準確評估對國家安全可能帶來的衝擊與挑戰。對中國來説，後一種信任關係非常清晰而強烈的出現在如何認識美國公司和美國政府的關係上：斯諾登在2013年披露的棱鏡係統中，有限度的展現了美國公司，如谷歌、臉書、蘋果、推特等，均在棱鏡係統中與國家安全局有所合作，但又沒有給出更多的證據來佐證。由此激發的問題是，在缺乏等效替代的情況下，應該以何種有效方式應對，並構建與這些公司的信任關係。從政策或者更加宏觀的戰略角度來看，簡單的不加理睬，或者簡單的全盤拒絕，恐怕都不是當下中國能夠認真採納和運用的有效選擇。

　　不確定，是中國構建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所面臨的環境的第三個特點。從1648年以來，以主權國家為主要行為體支撐起來的國際體係天然的具有不確定性，歐洲五強多極均勢年代，列強以比翻書還快的節奏翻臉，變換著各種的結盟關係，以期最有效的追逐唯一永恒的國家利益；這種大國間變幻結盟的遊戲隨著核武器的出現以及全球經濟-金融體係的形成，雖然在強度、頻度和烈度上均有明顯的收斂，但對主要對手行為的判定等方面，仍然比較多的傳承了歷史上形成的固有認知，甚至是刻板印象。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掌握力量優勢的行為體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傾向于做好最壞打算的傳統思路，並試圖在保障安全和均勢的名義下，能夠獲得實質上的優勢。由此，形成了中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所面臨的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一方面，這個環境看上去是一種全新的安全環境，符合自由制度主義甚至是古典理想主義者的某些描述，憑借某些有效的機制和制度安排，可以確保主權國家之間圍繞網絡空間的各類問題，展開持久、穩定、有效的戰略合作；另一方面，這個環境中佔據最顯著優勢的行為體，繼續毫不掩飾的奉行基于“強權即公理”的行動邏輯，在包括網絡安全在內的諸多機制設定、制度設計、國際實踐中，以坦率到讓人難以置信的方式，推行完全基于單一國家利益為核心的雙重行為準則，絲毫沒有表現出任何對其他國家，以及其自身創建或推廣的國際機制的尊重。這個混雜了21世紀和18世紀國際體係風格的國際環境，對中國這樣的新來者來説，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對制定中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也提出了獨特而艱巨的挑戰。

　　在不對稱、不信任、不確定為主要特點的國際環境中，以可承受的代價，設定可行的目標，識別真正的威脅，選擇可行的工具，有效的均衡成本與收益，構成中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要實踐並完善的主要任務。本係列2將要從挑戰的角度，繼續展開對構建中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的討論，這種挑戰，包含了對戰略觀念、目標設定、以及手段選擇的討論，如何有效地避免陰謀論框架誤導下被過度放大的戰略焦慮給國家網絡安全帶來消極影響；如何有效避免國家網絡安全關切成為少數被市場競爭所淘汰實踐還魂的依據；如何有效避免國家網絡安全實踐手段泛政治化帶來的負面收益，將是本係列第二篇文章嘗試回答的主要問題。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