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比雷埃夫斯港口後的生活區）

　　2015年1月27日，希臘激進派新政府宣誓就職即掀起巨浪，新任總理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任命多名緊縮措施反對者出任部長。為兌現有關暫停出售國有資産的競選承諾，新政府當天就把矛頭對準中企在希臘的投資，叫停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的私有化計劃。因此，希臘激進派新政府叫停向中國企業出售歐洲最大客運港計劃，如同2014年11月7日下午，墨西哥新政府突然取消中國公司高鐵投標的消息一樣，給整個市場一個措手不及。

　　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臘最大的港口。2008年，中國遠洋運輸集團以43億歐元的代價，成功中標比雷埃夫斯港35年的特許經營權。希臘新政府中止港口私有化可能並非專門針對中國或中遠集團，而是對希臘全國原來的私有化政策進行調整。但是，希臘新政府此次突然叫停比港事件，中國遠洋集團無疑將受到巨大的衝擊和負面影響，其收購該港口的計劃面臨中斷，至今已投的8億歐元或面臨著血本無歸的結果。

　　希臘新政府叫停比港事件，看似偶然實則必然。這説明，中國企業和資本到境外投資面臨著很高的政治風險和困境，中國企業也沒有認識到政治風險是海外投資的最大風險。同時，也説明“一帶一路”戰略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和風險，需要長期時間穩扎穩打，不能為了業績任其野蠻發展。

　　近年來，隨著我國企業海外投資步伐的加快，地域、政治、法律等諸多風險因素不斷凸顯。綜合來看，主要有三個方面的風險和困境，一是政治信用風險、海外上市風險、並購風險，如墨西哥政府突然取消中國高鐵項目；二是語言困境、法律條款限制等；三是項目的終止、毀約、綁架等等，這些都會使國內企業面臨大額損失。

　　我們在走出去的同時，要做好風險應對準備。這些風險的發生，往往是由于企業的對外戰略投資模糊、缺乏國際經營經驗、投資決策機制和防范風險的意識不足和專業人才匱乏有巨大的關係。當然，也和我國政府在企業“走出去”方面存在制度缺失有關係。

　　早在10年前我國政府就已提出“引進來”和“走出去”，但時至今日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方面還是一個新兵，在對外投資更是有明顯的短版，遭遇不公平待遇時有發生。當企業在海外遭遇不公平待遇時，建議政府羅列投資項目報復清單、成立專門組織或協會支援在海外遭不公平待遇的企業。

　　那麼，企業自身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如何防范風險？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加強對境外投資的風險管控意識，防患于未然，提高開拓海外市場的成功幾率，如遵守項目所在國的法律法規，建立企業專門機構負責境外安全管理，依靠投資國駐外使領館，建立境外安全預警和處理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等。

　　希臘激進派新政府叫停向中國企業出售比雷埃夫斯港事件，也給中國政府相關方面敲響了警鐘。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決策者， 還沒有認識到企業“走出去”實際上是加快企業在世界市場經濟體內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最終還是對我國利益最大化。

　　在企業“走出去”方面，我們存在什麼問題？

　　當前，我國政府在企業“走出去”方面存在四個方面的現實問題：

　　一是政府境外投資立法不健全。如一些發達國家以維護其國家安全利益為由，通過提高進入該國産業的審查門檻，將我國企業擋在門外，但是我國政府在對外投資方面的對外投資法律法規處于初期階段，對外投資法律仍處于不成熟階段，以致我國企業在加快全球化進程中面臨被動的局面。

　　二是政府對外投資項目審核程序繁復。不同類型和金額的對外投資項目，需經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及地方相關主管部門的核準，企業很難在短期內備齊報送的相關材料。要獲得中央外貿發展基金等方面的融資支持，更是費盡周折，讓想“走出去”的企業浪費商機。

　　三是政府境外投資保護機制缺乏。“走出去”的企業往往面臨著較大的政治、經濟和競爭的風險問題，需要我國政府提供一定的幫助，但是我們卻在對外投資政治、經濟風險擔保等方面存在制度缺失。企業只能夠獨自承擔對外投資的風險，無疑加大了企業走出去的風險係數。

　　四是政府境外投資信息體係不完善。政府提供全面、係統、準確、及時的對外投資信息是“走出去”企業的必要保證，但我國對外投資信息資源服務方面，缺乏全面的信息咨詢等中介服務。

　　只有直面和解決上述四個問題，才能盡可能避免類似希臘新政叫停比港項目的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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