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岸邊的冰冷沙灘上，三歲的庫爾迪靜靜地俯臥在波浪之中，倣佛陷入了甜美的安眠。過去幾天，這一畫面將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源源不斷涌入歐洲的移民大潮之上。憤怒的人們指責歐洲各國首腦遲遲不採取有效的措施，來改善新移民面臨的悲慘處境。然而，這些領導者的猶豫有情可原——在民主政體中，當選的政治家在進行任何行動之前，都必須考慮其身後的選民是否樂意為此買單；換言之，默克爾和卡梅倫的遲疑，其實反映出歐洲民眾在接受新移民的問題上，並非完全心甘情願。

　　那麼，人們對移民的排斥究竟源于何方？

低技能移民搶走工作，拉高財政支出？

　　在 2001 年發表的一篇經濟學論文中，來自耶魯和達特茅斯學院的兩位經濟學家，基于國際貿易理論中經典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和勞動經濟學中的要素比例模型（Factor Proportion Model），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他們指出，新移民會在勞動力市場上跟本國居民展開競爭，從而拉低平均工資，損害本國居民的福利。

　　然而，如果我們把一國經濟視為由高技術部門和低技術部門組成，那麼大量低技能移民（相對于本國居民而言）的涌入，反而會提升高技術部門中本國居民的收入。因此，只有在低技術部門中工作的本國居民才會在移民潮中遭受不利的衝擊。利用美國的國家大選調查數據，他們發現，工資收入和教育程度較低的家戶確實對移民的態度會更加負面。

　　上述結論也得到了跨國研究的支持。在其 2006 年發表的論文中，喬治城大學的 Mayda 教授基于跨國微觀調查數據（國際社會調查項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指出，盡管非經濟因素在對移民態度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經濟因素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她發現，在本國居民相對于外來移民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人們對于移民的看法也更加積極。

　　近年來興起的另一支經濟學文獻，強調移民對財政負擔産生的影響：不斷涌入的低技能移民會導致本國財政支出的持續性增加，並降低本國居民的福利水平。利用跟上面相似的方法和數據，Mayda 及其合作者在 2009 年的論文中對此理論進行了檢驗。他們指出，新移民所帶來的財政成本，會更多地由高收入公民承擔，從而這一人群對移民表現得更為排斥。在移民構成以低技能工人為主的國家，上述現象就更加明顯。

排斥移民的更重要因素是社會心理

　　盡管這些基于理性人假設、從收益-成本權衡出發的模型為移民受到的排斥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其研究方法和結論卻遠非無懈可擊。斯坦福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Jens Hainmueller（亦是中國著名青年政治學者徐軼青的導師）及其合作者在 2010 年的論文中就指出，上述研究並未對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進行明確的區分，假定移民會加重財政負擔也過于武斷——事實上，1990 到 2004 年間，移民人數增加較快的美國各州，人均財政支出反而增長較慢。

　　為了進一步檢驗以上經濟學理論的可靠性，這兩位學者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調查實驗（Survey Experiment）。他們將在全國范圍內抽取的 1500 余名受訪者隨機分為兩組，分別詢問了他們對于高技能移民和低技能移民的看法。實驗結果顯示，無論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和技術水平如何，他們都更加偏好高技能移民，反感低技能移民——並非如經濟學理論所預期的那樣，高技能公民更願意歡迎低技能移民的到來。同時，隨著收入的增加，受訪者對于移民的態度也趨于積極，在移民享受財政支出相對較高的各州更是如此，這與由財政負擔模型得出的結論也相違背。

　　兩位學者認為，這説明在對待移民問題的態度上，個體的理性經濟權衡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相比之下，社會心理因素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在他接下來的研究中，Jens Hainmueller 考察了瑞士的公民歸化投票，並在此基礎上更詳盡地闡述了他對于移民問題的洞見。在瑞士，得益于其較小的國家規模，大部分自治市都會通過全民公投的方式決定是否批準某個外國公民的歸化申請。那麼，是什麼特質決定了一名申請者能否獲得瑞士公民身份呢？Hainmueller 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搜集了 1970 到 2003 年間，瑞士 44 座自治市在公投開始之前向公民分發的申請者個人資料，以及最終的投票結果。他們發現，盡管歷史清白、技能超群、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申請者的確會在公投中受到青睞，但對于歸化成功來説，最為關鍵的因素還是該申請者出身的國家。如果你來自土耳其或者前南斯拉夫，那在公投中得到反對票的概率就會上升 40%。出眾的個人能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出身的影響，但無法完全消除。在那些排外嚴重（以在 1988 年聯邦聽證會中支持限制移民法案的投票比例衡量）的自治市，申請者遭遇的歧視尤為明顯。

　　作者對上述現象做出的解釋是，由于來自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的移民數量一直增長迅猛，作為主流群體的瑞士人會感到自身的地位受到了威脅，從而形成了這種基于出身國別的偏見。相比之下，南歐移民的數量在過去幾年中增長逐漸放緩，他們在公投中受到的歧視也愈發不明顯。

　　少數族裔的大量涌入，或者突發的政治經濟危機，導致一國的主流群體産生了身份認同上的焦慮感，並通過對移民的排斥表現出來——這一現象並不獨為瑞士所有。利用美國 2000 年和 2004 年兩次大選的調查數據，Branton 等人發現，在 9-11 事件之後，美國各地對于移民的反感明顯升溫。而 Newman 發表于2013 年的研究則觀察到，如果一地先前已經擁有大量拉丁裔居民，那麼更多拉丁裔移民的出現會減緩當地人的排外情緒，反之則會使排外情緒顯著加劇。

制度體係是“多數人暴政”的終結者

　　以上的研究結論似乎讓人有些悲觀：如果是經濟等理性因素導致的反感，政府尚能通過政策補貼加以緩解；如果對移民的排斥源自民眾根深蒂固的偏見，那情況的改觀大概就只能寄希望于我們內心“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les，參見 Blinder 等人 2013 的論文）”的出現了。

　　不過，Jens Hainmueller 于今年發表在美國政治學期刊（AJPS）上的一篇論文，又為我們燃起了些許希望。

　　仍然著眼于瑞士的公民歸化問題，這一次，Hainmueller 教授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不採用公投來批準申請的自治市。他注意到，在 2003 年，瑞士聯邦法院宣布了一項裁定：先前在批準歸化申請的過程中，使用暗箱投票的全民公投有違憲法（因為申請者無法根據投票結果決定是否上訴）。在該裁定的影響下，大批自治市的申請批準機制在短時間內由直接民主（全民公投）轉向了代議制民主——即由選舉出的官員來決定歸化申請能否通過。作者發現，在轉向代議制民主之後，歸化申請得到批準的概率提升了 60%，先前遭受歧視最多的群體——來自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或者居住在排外嚴重地區的移民——從中獲益也最明顯。作者對此的解釋是，與公民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自身偏好的直接民主不同，代議制下的政治玩家需要承擔被問責的風險，因而會更加在乎少數群體的利益。這恰恰印證了政治學的經典理論，即代議制是防止 “多數人暴政” 的有力武器。

　　綜合近年來文化經濟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人類遠非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那樣，在任何博弈機制下都能精確地對利弊進行權衡，而是無時無刻不受到習俗、惰性和認知局限的羈絆。離理性太遠，離偏見太近。這或許也是歐洲移民問題迫在眉睫，卻又始終得不到解決的根本原因。但是，通過不斷的嘗試和自我約束，人類又總能發展出一套套精巧的制度體係，從而規避自身愚蠢的天性，撥正歷史前進的方向。我們之所以不是徹頭徹尾的 “裸猿”，或者 “第三類黑猩猩”，道理大概也就在于此。

　　（作者　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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