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兩會】專訪遲福林:去産能不能把所有壓力都給企業

發表于  2016/03/08 06:30   約1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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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福林:我對6.5%-7%的增長還是蠻有信心的。(資料圖) 

  近日隨著2016年全國兩會的召開,“供給側改革”、“去房地産庫存”、“中國制造2025”等再次成為學界專家、業界精英關注的熱點。如何看待“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去産能的過程中政府和企業應該各自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中國制造應該如何尋求突破?思客就相關熱點問題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進行了專訪。本文根據專訪內容整理而成。

  

如何看待GDP增速首設區間值?

 

  思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2016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被設定為6.5%-7%,您對這個增長速度是怎麼看的?

  遲福林:這是多年來首次使用區間來表述這一概念,我認為區間調控最好,不要單是7%左右或者6.5%左右,當然一定要保6.5%左右,區間調控反映它的波動性。從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GDP要翻一番的目標來看,“十三五”期間我們平均增長速度一定要在6.5%以上,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如果低于6.5%的話,今後幾年的壓力就會更大。所以,如果在6.5%以上,就可以爭取主動。從中國的現實看,我們也有條件來實現6.5以上的增長。

  

保持經濟增長,中央手裏有好牌

 

  思客:那麼中國經濟如何保持這樣的增長呢?

  遲福林:保持6.5%左右的增長,第一我們是有條件、有潛力的;第二,我們又把結構性改革作為一個主線,因為我們會破解結構性的矛盾;第三,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怎麼出牌有一個路線圖。比如我們加快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産業變革的進程,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加快以服務型消費為重點的消費結構的升級,加快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貿易的轉型升級。

  這些路線圖就會釋放出中國獨特的優勢和巨大的增長潛力。所以關鍵問題在于,第一能不能以結構性改革來破解結構性矛盾;第二能不能以結構性改革釋放自己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發揮自己的優勢。我想第一我們有基礎、第二有結構性改革作為“十三五”的主線,所以我對這6.5%-7%的增長還是蠻有信心的,真的有信心,不是假的。

  現在要鼓鼓這個勁,中央得出好牌。比如像戶籍制度,一定要把居住證政策推出來,沒什麼了不起的,北京市的居住證制度條件比其他地方要高。毫無疑問北上廣這樣的地方高一點,符合條件的人才就鼓勵他在這兒,因為有能力的青年人還想在大城市裏謀取好的就業,那其他的人就去別的地方。

 

去産能不能把所有壓力都給企業

 

  思客:您剛才説到關于供給側結構改革,在整個改革中不能把太多的壓力給企業,那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您認為有效的一個退出機制是什麼?另外就是政府和企業在其中應該各自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遲福林:這裏一個突出的矛盾就是在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不能就問題來討論。我們的問題要抓大問題,就是趨勢,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總需求變化了,但是供給不適應。所以一定要從這樣的整個需求來看,以在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來釋放需求側的巨大的潛力

  第二個問題,從現實來説,要解決這個,我們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重點放在哪裏?重點放在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上,而制度變革、制度創新的核心問題是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所以以結構性調整為重點,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這樣才能給企業形成一個可以轉型的空間,企業才會看到希望。有些企業可能就轉型升級,從制造企業向服務型企業轉變,從生産硬件到生産軟件,這樣使得一部分企業職工也可以經過一定的職業培訓轉移到服務型的行業領域,也不會造成失業的恐慌。所以現在實際上看我們這樣的一個轉型還是給就業提供了蠻大的空間。

  思客:這個轉型中對就業市場的衝擊肯定還是會出現的。

  遲福林:對,會出現,所以路徑選擇特別重要。所以在去産能,解決産能過剩的過程中一定要抓轉型升級,把解決結構調整的矛盾問題和釋放轉型升級的潛力相結合,使得很多企業有轉型升級的希望,有轉型升級的空間,由轉型升級從而使它增強轉型的主動性,而不是等死,尤其對國企更為重要。

 

打造服務型制造業還有減稅的空間

 

  思客:在去産能和轉型升級的雙重壓力下,您覺得中國制造應該如何尋求突破呢?

  遲福林:中國制造的核心問題是創新,就是以研發為重點的創新十分重要。因為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方向基本是全球化、信息化、服務化,尤其服務化的特點越來越突出,所以我們能不能從一般的生産制造企業向一個服務型的企業轉變,向生産服務型産品所轉變,適應這個總需求以及消費結構升級的變化,這十分重要。所以制造業轉型升級我們説我們大而不強,核心的問題就是研發水平不夠,所以使得我們創新能力不足。

  第二,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研發朝著哪個方向研發?適應制造業服務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特點,要緊緊把握這樣一個特點的轉型升級。在全球布局,與此同時是從生産型向服務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變化。比如説機器人,機器人就是未來制造業服務型的特點,機器人可以服務,它能孵化3D打印機,這就越來越和實際需求結合起來。所以這一點特別重要。

  第三,我們企業要適應這樣的一些變化,要形成好的環境,企業必須要把短期和中長期合起來,現在市場逼著企業來做,需要政府在多方面給企業提供條件。比如結構性減稅,比如政府加大對研發的支持,比如國家信息化的發展,這些對企業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所以一定要把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直接相融合,而不是相對立。在現代服務業中研發為重點的生産型服務業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核心因素。

  思客: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提供一係列的配套措施,包括結構性減稅。現在很多人覺得國家的減稅空間並不是很大,對此您怎麼看?

  遲福林:首先我們一定要從總量減稅思路轉到結構性減稅思路,就是科技創新稅收在一定階段給予它一定的稅收減免的支持,這樣使得這個企業未來能發展起來,然後再增加你的稅源。第二,在這方面結構性減稅還是有空間的,不是沒有空間的。但是你説總量減稅是什麼呢?就是説我們的稅收一定在結構性減稅上,尤其對科技創新型、科技研發,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這個。第二更重要的是要降低它的融資成本,我們銀行的改革、金融的改革要和它配套,現在我們的融資成本過高,這是我們的一個特殊矛盾。

  企業成本高主要是兩個:融資成本過高,我們的鋼鐵賣出白菜價還是因為融資成本過高。融資成本為什麼高?就是我們銀行的經營成本高,銀行經營成本為什麼高?大型銀行的體制改革、運行成本、效率都有待提高。

 

一線城市房價過快增長應引起高度警惕

 

  思客:關于房價的問題和去庫存,其實中國現在存在一個“冰火兩重天”現象,一線城市還是非常熱,而且最近漲幅很大。另外二三線城市還是存在比較重的去庫存壓力,而目前採取的措施,您覺得會導致房價泡沫嗎?

  遲福林:最近一線城市房價過快的增長應該引起高度的警惕,短期看好像對經濟很好,事實上以投機型為主的房地産去杠桿,可能對中長期發展埋下更大的隱患,所以要高度警惕,要嚴密控制那種投機型的、過度投機型的行為。所以房子的問題我想可能有三條很重要。第一是一定要防止房地産過度杠桿化,這一條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估計。我們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地産應該説和以投機為主帶拉動的這種杠桿力過高是直接相關的。

  第二就是房地産一定要和資源配置相結合,一線城市為什麼好?三四線城市為什麼差?就是它的公共資源配置不一樣。所以我們要緩解三四線城市房地産的形勢可能就要加大對中小城鎮的公共資源配置,教育、醫療、文化設施,這樣才使得三四線城市今後成為轉移農民工的重要的選擇地。

  第三是區域調控,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情況,所以區域調控不能一刀切。有些地方環境好,有些地方發展空間大,這些一定要有一個區域調控、區域發展的一些特點,所以房地産的問題已經表明,以房地産為重點的企業去庫存是很復雜的一項任務,所以必須要做出一個總的設計,在這方面我們一定不能為了去庫存而去庫存,也不能為了短期的增長而去庫存,更不能採取過度的杠桿率來人為地推動去庫存,一定要立足于中長期,立足于結構性改革,立足于總體設計來逐步、積極、穩妥地解決房地産去庫存的問題。

 

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應具備哪些素質?

 

  思客:中國正在加強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建設,您認為我們的智庫應該具備哪些素質?另外“中國特色”和“新型”這兩個特徵應該如何在智庫建設中體現出來?

  遲福林:中國總體上來説我們的軟實力和硬實力不相適應是個突出矛盾,所以提高軟實力就把智庫的發展提上來了。

  第二,新型的智庫是什麼?我想新型的智庫一定要以服務于黨和國家決策為目的,但是一定在體制機制上有一定的創新。完全行政化的智庫就不能稱為新型的智庫,智庫一定是以服務于黨和國家決策為目的,但是體制機制一定要創新。比如小機構、大網絡,充分利用起來。

  第三,我們國家有一批人有責任感,有專業精神,有實踐經驗,所以智庫要充分發揮各類人員的作用,使得他們能夠積極投身于智庫,就是旋轉門,有些官員是搞智庫的,國家也鼓勵他們到智庫中去,從一線退下來到智庫中去工作。

  第四,更重要的是智庫的方法很重要。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就是兼顧問題導向的行動研究,要把握大局、了解全局,對問題的客觀判斷提出一些行動建議,這種行動建議特別重要。

  第五,充分運用社會力量來發展智庫,這也是我們新型智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我所在的機構就是一個社會智庫,如何用社會力量來建設社會智庫,這方面還需要我們一係列體制機制的創新,因為這裏面還有一係列的創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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