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股權大戰已經超越萬科本身，堪稱中國版“權力的遊戲”。

　　萬科股權大戰，其激烈程度不亞于銀幕大片。

　　不僅攻防雙方都開始使出殺手锏，諸多角色不明的人物也紛紛登場。繼華潤在董事會公開反對深圳地鐵入股方案之後，獨立董事華生連發數篇長文參與爭論，而寶能則以第一大股東身份悍然提議罷免整個萬科董事會，王石則不得不在董事會直面五千萬年薪的問題。

　　一連串的戲劇性變化，加上各路自媒體以及社交媒體的窮追猛打，萬科股權大戰已經超越萬科本身；在成為眾矢之的的同時，與當下的資本博弈、國進民退、創業熱潮、網紅八卦等時代熱點共振，堪稱一幕實時直播的中國版“權力的遊戲”。

　　這不禁令人思考，在資本大戰中，博弈之內，算計之外，理性和文明在裏面有一席之地麼。

局內人vs局外人

　　涉及利益的熱鬧事，站隊難免。

　　王石創業于1983年，其價值觀也讓不少人將他與92派企業家挂鉤；萬科又是行業標桿，不少企業家與媒體人，見過王石者，印象都不會太壞。社交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公開或者半公開發表看法，看法代表個人無可厚非，但以公共身份説公共話題，又以個人交往為是非準繩，這未必妥當。

　　典型如萬科股權大戰，一時之間，局外人説局內話，局內人説局外話，局外人以局內人身份説局外話，局內人以局外人身份説局內話。對此，看客也要有看客的體面，筆者在此局外人説局外話。

　　在萬科股權大戰之初，雙方似乎高下立判。萬科，也許是中國最市場化的上市公司之一，而王石，作為中國企業家的教父級人物，遊走東西學府之間，在亞布力等企業家俱樂部中揮斥方遒，何等逸性豪發；對比之下，寶能係初為大眾所知，其資金來源有杠桿背景，創始人甚至一度被網絡戲稱為“賣菜的”。

　　雙方惡鬥之中，萬科期待中的白衣騎士華潤並沒有履約出現，隨著貼身肉搏到異常兇險的程度，事情也變得醜陋起來。萬科2015年停牌之際，我曾預言，文明和野蠻其實只有一線之隔。事實不幸言中。2016年初，一向以市場化代言者形象示人的王石，在天山峰會表示鑒于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民營企業，不管我喜歡你，不喜歡你，你要想成為萬科的第一大股東，我就告訴你，我不歡迎你。”

　　這一發言成為輿論的分水嶺，王石不再佔據道德優勢。萬科股權爭奪中，涉及不同利益，一線央企與地方國資罅隙之中，潮汕背景的民企大佬悍然介入，資本市場之外的資源動員能力自然對最終結果有莫大影響。

　　狹路相逢，以勢取勝，叢林法則並未失效，即使如此，民間輿論仍舊重要。為什麼要談輿論？除了大家的關心之外，不可不談輿論在中國的特殊意義。這也是中國式的政經邏輯，老虎棒子雞蟲，一物降一物的循環，蟲看起來最弱小，有時候聯合起來卻可以打過棒子，即使棒子能夠打老虎。

　　也正因此，萬科股權戰各方對于輿論戰都沒有掉以輕心，情懷與資本的碰撞成為標簽之一。

情懷vs資本

　　萬寶之爭爆發之初，我曾指出這是一個資本的時代，而資本很多時候無關道德；而寶能係與王石的對峙，也是不同企業文化之間的衝撞，更期待看到一場透明公正的收購大戰，它將改寫中國金融史。

　　然而，萬科之爭影響卻沒有止步于金融，透明與公正也只是故事的一半。

　　萬科大戰第一季，在惡意收購大棒之下，雙方文明和野蠻的角色幾乎分分鐘被定位。彼時，王石表示寶能不過是“強行入室的野蠻人”，而且控股萬科“信用不夠”，當時王石處于輿論上風，多數人並不能體察出王石言辭背後對于資本的傲慢。

　　商業談情懷並不奇怪，但資本可以不説道德；萬科股權大戰輿論場就是一場價值觀的碰撞，而在當下也並沒有絕對正確的主流。在信息更加透明的今天，群眾的進化速度其實並不比精英慢。

　　也正因此，萬科大戰看起來鬧騰一鍋粥，眾聲喧嘩中，最後還是有可能有些見解殘留。回看二十一世紀初期，新浪創始人王志東被董事會掃地出門之際，大眾與媒體不無同情；到了此後陳曉與黃光裕的對決，也引發職業經理人與創業者爭論，財經媒體在報道中也各自站隊；再到寶能萬科大戰，此時此刻，多數投資者已經認可資本的話語權，這不能不説是一種進步。

　　有趣的是，在寶能下達罷免董事會戰書之後，萬科內部公開信主調是不做資本的奴隸。誠然，資本或許每個毛孔都散發著逐利的氣息，但是從中國歷史而言，改革開放三十年恰就是釋放資本活力的時代，成為資本的奴隸或許不符合自由人的幻想，但在現代社會中誰又能豁免于資本？成為資本的奴隸本身是一種進步，正是資本將萬千大眾的勞動力與創造力從往昔僵化的體制中解放出來，正如魯迅所言所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商業vs權力

　　説完輿論，再談商業。

　　在商言商，即使在合法合規的情況之下，各方行為仍舊可以從善惡層面評價。

　　在輿論戰中無論王石是否失分，其出發點不乏有維持管理層利益的動機，但是其立場始終有盡量維持萬科優勢這一考慮，這大體符合萬科本身的利益最大化。

　　至于寶能係對于萬科的盤算，現在看應有後手，其核心訴求旁人無法知曉，但可能不會止步于以股東身份參與萬科獲得財務投資利潤。寶能方面罷免全部董事會的行為，多少顯得霸道有余懷柔不足。一旦萬科核心管理層離去，萬科還是當年的萬科麼？寶能天生有兩大命門，一是身為民企，二是資金來源被質疑。這兩點萬科其實並有放過，但是在當前格局之下，監管層的默許即可視為合規，並不足以成為七寸。

　　至于華潤，其真實想法始終諱莫如深。在萬科股權面臨動蕩的時刻，華潤如果放棄爭取自身話語權最大化，也顯得過于後知後覺，在動蕩中再指望華潤繼續充當白衣騎士的想法，未免太一廂情願。甚至，在國進民退背景之下，萬寶之爭是否走向萬華之爭亦未可知。

　　商業發展中，萬科管理層在資本面前如此被動，很大程度源自當年王石等創始人放棄了多數股份，留給萬科分散的股權安排。當年萬科草創之初，王石等創業者為了企業做大，將多數股份歸于政府，其實也是為了換取資源與發展。“犧牲”並非毫無回報，萬科的高速發展，離不開國企股東背景提供的支持，而其民企化管理團隊的自由發揮，則尤其離不開寧高寧時代的放手。

　　商業往往隱藏著權力之手。中國特點之一就是因人成事，也容易因人毀事，隨著華潤方面寧高寧時代的結束，萬科與華潤的局面改變也是時代變化的結果。現在來看，華潤顯然希望謀求更多控制權，不再滿足于過去的松散控制，動機並非不可理喻，而萬科與華潤不和的公開化，其實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從大時代角度看萬科，當年的求全選擇造就了今日的兵臨城下。更值得思考的是，也是房地産行業在中國的處境，權力浸潤著這一行業的方方面面。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土地財政成為地方競爭之最大動力，不僅地方政府更多介入土地市場，而且政治與商業結合成為企業做大做強通行證，萬達等企業可謂食髓知味。尤其在央企利用廉價信貸推動天價地王頻出的今年，房地産業的國退民進，似乎已是往事。

驕傲vs 現實

　　究竟是萬科的王石還是王石的萬科？二者其實彼此成就，但不可等同。

　　從全球范圍來説，很多著名企業家被自己一手創辦的公司放逐，從昔日的喬布斯到後來的馬斯克，更不用説楊致遠之流。真正有價值的管理層，離開原有基業難免傷筋動骨，但是最終還是能夠開創新的基業，這短期看是動蕩，但是最終也有利于行業迭代更新。

　　萬科情況略有不同。于情于理，沒人會否認王石以及萬科管理層的優秀，然而很遺憾的是，管理團隊的價值過去被低估，不僅沒有對應的市場價格認可，也沒有賦予足夠股權，以往僅僅滿足于話語權。如此一來，一旦環境變化，話語權在旁陷之余，管理層甚至面臨掃地出門悲劇；定價的模糊，也導致今天有人認為不應該神話萬科管理層。

　　如前所言，王石當年放棄資産，換取萬科的平穩發展，他日後自述源自自信與求名，“之所以放棄資産，第一，我覺得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選擇了做一名職業經理人，不用通過股權控制這個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國社會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錢，是很危險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講，不患寡，患不均，大家都可以窮，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錢。在名和利上只能選一個。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選一頭，我就選擇了名。”

　　值得一提的是，王石的自我期許或者高風亮節，但在當年並非個案，而日後管理層持股終于修成正果者為數寥寥，典型代表為聯想；倒是有不少試圖碰撞這一規則而鋃鐺下獄者，如褚時健。

　　王石張揚的情懷，一方面帶有一絲80年代的理想主義色彩，另一方面也滋生于其內在的自信，或者更準確説驕傲。如今王石名滿天下，而自信更勝昔日。某種意義而言，王石放棄控股股份的那天，就應該明確自身的地位是職業經理人，而且為了公司的長遠考慮，就不能不在股權安排方面準備後手。而寶能係成功闖入，不能不説是基于萬科自身的疏忽或者説驕傲。

　　而驕傲，本來就是人性的七宗罪之一。王石始終是一位時代人物，但隨著時代變化，其最終面臨自己的現實。王石最大的敵人或許正是他自己的驕傲。聰明如他，曾引領萬科在市場與權力之間獲得平衡，在國家與資本之間遊刃有余，自信能掌控局面；驕傲如他，即使所遭遇公共性爭議性事件，如汶川捐款等事件，未嘗不是基于自持正確而勇于出位，不惜冒犯天下人。

　　今日回望，令人慨嘆，萬科之爭或許預言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往昔的時代人物的驕傲不得不直面現實的碰撞，正如王石曾經自我的期許，“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竟可能一語成讖。這是新時代的開始，一個偶像進入黃昏的時代，神壇已經不復。

　　在資本與權力之間，在情懷與規則之內，在財經與娛樂之下，萬科股權爭奪戰能留下什麼？這場博弈之後，希望能夠帶來上市公司管理的進步以及公司法等的完善，而不是白白被消費。

　　熱門美劇《權力的遊戲》充滿血腥殺伐，其中談到公正時，曾經説世間並沒有公正可言，除非你自己掌握了公正。在萬科大戰之中，也是如此；而對于不論直接相關還是間接相關者而言，仍舊應該期待一切行動的底線在規則之上，而不要最終淪陷為黑暗森林的強弱法則。（作者：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