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貧困地區的CEO更了解社會捐贈的重要意義。

　　在精準扶貧的號角聲中，國家立法機構特頒布《慈善法》並啟動“中華慈善日”以調動企業法人等社會力量來扶貧濟困。在政策引導之下，越來越多的企業投身于社會公益，將愛心貢獻給需要幫助的困難人士和受災群眾。然而，隨著慈善事業的迅猛發展，企業捐贈行為逐漸演變為一場充斥著矛盾的“愛心”盛宴，形成了企業慈善捐贈的困局。

　　矛盾之一在于企業捐贈金額之間的差異越來越明顯，多者傾盡所有乃至裸捐，寡者一文不出並能自我辯護。為什麼各企業的慈善捐贈水平有高有低？誰在主導著企業的慈善捐贈活動？這不但是社會公眾關心的焦點，更是企業關心的問題。對這個話題的討論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企業在履行其社會責任背後的故事。具體到企業管理，高層團隊領導行為具有較強的個性化色彩，而CEO是高層團隊中最有影響力的決策者，其對慈善的認知對于企業捐贈有著明顯的影響。

　　矛盾之二在于捐贈的目的存在扭曲，炒作動機和羊群行為明顯。“只為炒作不為愛，愛心也能搞攤派。領導多捐我多捐，現場要有記者在”的打油詩，反映了部分捐贈者把“利己”動機作為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初衷，認為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是為了某種商業目的而有意識採取的理性行動。如果追溯慈善的本質，不難理解慈善應是在善心驅動下的善舉，更多地源于同情心或惻隱之心而産生的無意識發生。這種“移情”的心理狀態源自責任人親身經歷獲得的道德情感體驗。甚至可以説，只有源自道德情感體驗的慈善活動才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利他行為。

　　要破解這兩個困局，需要我們思考如何鼓勵源自善心的善舉？在中國的商業領導模式中，企業高管在進行財務決策時也難免受到個性心理的影響，常常試圖將自己的早期經歷的特殊事件或教訓在領導崗位上展現出來，即我們所説的領導風格。在眾多的企業財務決策中，慈善捐贈行為也體現著高管個人生活模式和閱歷的差異。因此，要引導慈善決策者的行為模式，首要的任務應當是剖析其心理特質。

時空雙維之“苦”

　　中國企業高管的個體特質性心理形成過程普遍存在著時空兩個維度的逆境：

　　可以將目光放在企業高管童年成長的空間維度之“苦”，自然人在成長階段的性格形成依賴于家鄉的發展程度，即“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種區域氛圍會通過共同的歷史、共同的經濟活動、集體記憶和集體實踐來影響精神特質和行為模式，包括影響到公司管理層對待企業和社會的態度。

　　即使CEO自身的家庭條件不一定屬于貧困狀況，但通過周邊環境的所見所聞，也會影響其心理和行為。不難理解出生于貧困地區的CEO更了解社會捐贈的重要意義，其任職的公司可能更主動地向社會履行相應責任。比如，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先生因家庭貧寒而在小學畢業後被迫輟學，艱難謀生中經常忍饑挨餓。貧困經歷讓曹德旺倍加同情那些需要幫扶和關懷的人們，其累計捐款近60億元人民幣于救災、扶貧、助學等各方面。研究者們還做了下面這個有趣的嘗試，即考察了同一家公司高管輪換事件前後的企業捐贈行為變化，發現如果公司從“來自非貧困地區CEO”變更為“來自貧困地區CEO”，則公司捐贈水平出現明顯提升，反之則明顯下降。

災難對“初心”的考驗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成為建國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大的自然災難之一，震壞的不僅是災區的經濟建設成果，同樣拷問了一批作為社會公民的上市企業。從媒體報端可以看到，一些平日標榜慈善的企業家偃旗息鼓，而一些莫不發生的企業家傾囊相助；有一批企業家不僅捐錢獻物，而且組織人力親赴災區；另有一批企業家不僅象徵性地捐助“九牛一毛”，而且面對公眾的指責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正是由于驟然發生的地震，促使上市公司慈善行為的差異能更為明顯地表露。

　　對于形形色色的企業家行為，我們姑且認為其行為出自其認知。大地震所帶來的骨肉分離之苦，對于不同經歷的人勢必具有不同的觸感：對于那些有切膚之痛的自然人而言倣若打開了記憶的門鎖，或將本能地促動其表達對他人的不幸遭遇的關心和支持的情感；而對于那些從未感觸過困苦的人而言，感受不及有過類似遭遇的人。可以想見，這兩種有著不同經歷的自然人在面對自然災害的衝擊時，具有明顯不同的“移情”能力和共鳴體驗。

　　研究者們捕捉到這一個線索，通過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證明，那些歷經時空雙維之“苦”的CEO所在企業在汶川地震發生之後施予了更多的社會慈善捐贈。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萬象集團掌門人魯冠球決定提前一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四個一萬工程”（長期資助10000名孤兒成長，10000名特困生讀書，10000名殘疾兒童生活，10000名孤老養老），並率先在四川、甘肅、陜西和重慶四個災區啟動。

　　再比如，太陽雨集團董事長徐建新先生自幼成長于農場，跟隨父親上山下鄉，長大後常言：“那些經歷讓我有了公益的基因，看到困苦不去幫，我自己心裏都過意不去”。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不到一周，徐建新不顧企業高管們的反對，毅然組織救援隊，並攜帶數車物資奔赴四川災區。

　　更進一步地，研究者利用上市公司的大樣本，證明了CEO早期生活所見證的貧困環境有助于培養其對于受災群眾“移情”心理反應，感同身受地奉獻自己的力量來幫助那些經歷著困頓的人。

貧困經歷之課：“待人哲學”與“正己哲學”

　　如果説人生是一個大課堂，困頓所教予人們的更多是待人正己的態度。從這個層面上看，貧困經歷這一課應當隸屬于哲學門類。我們所言的貧困經歷CEO之慷慨，究竟是源于貧困經歷所賦予的“移情”心理和“利他”動機，還是源于貧困經歷所賦予的“做秀”能力和“利己”動機？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檢驗其對待自己和對待他人的行為差異。如果貧困CEO能夠做到對別人慷慨而對自己節儉，那麼我們認為貧困經歷提升了他們的情操和修養，從而更為篤定地相信他們的慷慨之舉源于“利他”而非“利己”。

　　研究者們設計了三類有趣的研究來驗證這個問題：

　　其一，他們將目光聚焦于這些貧困高管掌舵的企業在職消費水平，發現其明顯低于那些由非貧困高管領航的企業。比如，成長于戰亂和貧困中的任正非就格外節儉，在創辦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並擔任總裁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依然保持著創業前艱苦樸素的傳統。任正非數次被媒體報道在機場等候出租車、在員工食堂排隊打飯、出差時和同行人員擠在一間套房中打地鋪。然而，任正非對于慈善事業卻從不吝嗇，早在1997年就創辦了“寒門學子基金”，他用這種克己復禮的實際行動告訴員工們“節儉最光榮”。

　　通過大樣本分析，研究者們更為確信貧困經歷修煉了CEO高尚的社會責任感，其不但深刻地領悟了節儉智慧，而且能移情于需要幫助的群體並加以體恤和幫扶，可見其所在企業的慈善行為更具真正意義上的“利他”色彩，説明其能夠做到對別人慷慨而對自己節儉。

　　其二，“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研究者們將目光聚焦于受過社會幫扶的高管。對于成長于貧困地區的CEO而言，接受優質的高等教育常為其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之一。在獲取優質的高等教育過程中，離不開社會對貧困地區考生的政策幫扶和物質支持，因此其更有可能具備回報社會和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研究者們發現這些受恩于社會的CEO捐贈水平更高，從而證明貧困經歷將有助于提高其回報社會的情懷。

　　其三，研究者們關注到另類甄別貧困高管是“真情懷”還是“假惺惺”的細節，即檢驗了企業構建和政府政治關聯動機是否在企業捐贈決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卻沒有偵測到相關線索，説明成長于貧困環境的CEO進行更多慈善捐贈並不完全是出于討好政府以獲得利好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