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

　　雄安新區，從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發，銜命而生。但是雄安的使命，不僅僅是疏解首都功能。它是繼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為此，新華網思客推出“智庫看雄安”係列專家解讀文章。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指出，這件大事的直接社會效應之一，就是造成了“淘房熱”。由此他提到，城市化不僅僅是簡單地發展房地産，或者造城，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例如産業升級、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雄安新區的核心要義，就是要承接北京作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區不等于“房地産”項目

　　4月1日，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頃刻間震動中國的通稿。通稿告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

　　只是這樣一件大事情的直接社會效應，就是造成了“淘房熱”，場景的瘋狂性遠超美國早年在西部發現金礦之後的“淘金熱”。

　　非官方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一下子就被諸如此類的大標題所覆蓋：《外地購房者深夜涌向雄縣‘搶房’：賓館都住滿了”》、《雄安搶房實錄：唯恐錯過悔“千年”》等。

　　官方媒體也連連發文，意在從不同角度來解釋新區是什麼，反映在諸如此類的標題上：《疏解非首都功能邁出實質性第一步》、《雄安新區竟要做中國的硅谷？》。

　　無論是社交媒體的解釋還是官方的解釋，一些人最終還是把新區理解成為一個巨大的“房地産”項目。中國的老百姓多年來沉浸在房地産熱潮中，因此任何“風吹草動”都可以和房地産聯係起來。

　　正如一般普通人所理解的，建設新區就必然涉及房地産，也會涉及産業、城市建設等其他所有方面。但房地産也好，産業也好，城市建設也好，這些都是新區的一些要素，是新區要做什麼、誰來做、如何做的問題，並不能回答新區本身是什麼、其意義何在的問題。

　　實際上，如果把新區建設放在中國探索“新型城市化”內容裏就更容易理解，也更為合理。實際上，根據通稿，雄安新區擔負七個重點任務，包括：

1. 建設綠色智慧新城，建成國際一流、綠色、現代、智慧城市；
2. 打造優美生態環境，構建藍綠交織、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態城市；
3. 發展高端高新産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要素資源，培育新動能；
4. 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建設優質公共設施，創建城市管理新樣板；
5. 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打造綠色交通體係；
6. 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市場活力；
7. 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打造擴大開放新高地和對外合作新平臺。

　　這的確是對一種新型城市化方式和對一個新城市願景的描述。近日來，討論的焦點已經轉移到如何建設新區上。人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這是中國在“新型城市化”方面大思路的變化。

　　城市化不僅僅是簡單地發展房地産，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例如産業升級、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

雄安新區的“非首都功能”

　　“大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最明顯表現在幾個一線城市上，即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城市的人口眾多，增速卻還沒有緩慢下來的跡象。這需要人們尋找新的思路。這也就是中國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思路背景。而雄安新區又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概念的産物和表現形式。

　　之前，通州建設成為北京市的副中心，主要用于接納從北京剝離出去的市屬行政機關；同樣，雄安新區的核心要義，就是要承接北京作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根據這些年的討論，這些“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批制造業、一批城區批發市場、一批教育功能、一批醫療衛生功能、一批行政事業單位等。

　　在新華社授權發布的通稿中也提到，雄安新區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新區，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

　　在實際層面，新區不僅僅具有“疏解”的功能，也可以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條件。“大城市化”的結果就是造就了城市級別越高，優質資源越高度集中。這方面，北京尤其特出。

　　大量的優質資源集中在北京，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方面，結果人們便紛紛涌入首都。北京的住房、醫院、學校等各個領域變得擁擠不堪。從這個意義上説，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讀成為優質資源的分散化。通過分散優質資源，來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有能力實現優質資源的分散化的。

　　從這個意義上説，雄安新區如果做成功了，就會有“復制”功能，用來解決中國其他大城市的“大城市化”所帶來的弊端。

　　從城市發展的歷史來看，中國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很不一樣。在西方，城市一般都是從商貿中心發展而來，而且也一直維持著商貿城市的特徵；因為是商貿城市，城市的分布比較分散。

　　與此不同，在中國，城市歷來就是政治中心，也有一些從軍事要塞演變而來，城市因此是權力中心。在這樣的體制下，權力走到哪裏，優質資源也就跟著流向哪裏。大城市因此成為優質資源的集中地。

需要依靠重新設計城市化，來緩解和醫治日益嚴峻的城市病。

大城市的功能必須分散化

　　考量到這個政治邏輯，要“疏解”大城市的困局，就要通過政府權力分散的方法實現城市的分散化，即優質資源配置的分散化。在傳統社會，把所有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所需要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既是資源高度稀缺的表現，也是為了各種方便，例如溝通、幹部管理的方便等等。

　　但是，現在因為交通和通訊技術方面的突飛猛進，很多方面的“不方便”問題已經解決了。而且，資源也不那麼稀缺了。實際上，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優質資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因此，需要依靠重新設計城市化，來緩解和醫治日益嚴峻的城市病。

　　同樣的方法可以擴展到其他幾個一線城市，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超大城市也面臨和北京差不多的問題。要解決問題，這些大城市的功能必須分散化；如果繼續擴大，最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強調市場機制能夠在資源分配方面起主導作用，多年來改革的努力也是往這個方向進行的。

　　客觀地説，在中國具有的數千年文化傳統中，資源受市場的影響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應當有一種全新的思路來創造條件，讓市場發揮主導作用，那就是行政權力功能的分散化，這可以導向幾個積極的結果：

　　首先就是這裏所討論的實現可持續的城市化。舊模式的城市化已經難以為繼，而城市化仍然需要繼續，那麼，就要尋找新的模式。

　　其次，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的前提就是資源的有效配置。目前的行政權力格局已經成為資源有效配置的阻力，改革行政權力的配置可以釋放巨大的生産力。

　　其三，政治社會安全。超大城市模式已經演變成政治社會安全問題。城市不僅僅是居住空間問題，城市的核心更是公共服務。如果城市沒有足夠的能力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人們肯定會變得不滿。現行城市規模已經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例如醫療教育等改革）構成了有效的制約。通過強化行政權力的集中來提高提供服務的能力，對當前的大城市而言已經失效，通過行政權力的分散化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式。

　　其四，社會公平。優質公共服務在地理意義上的分散，可以帶來社會公平的效果。在現在的體制下，離中心城市越近，所能享受的優質公共服務就越多，行政功能的分散，表明更多的人民可以獲得公共服務。

　　從這個意義上説，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説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延伸閱讀：

　　智庫看雄安之一：雄安新區來了，將帶來哪些重大利好？

　　智庫看雄安之二：折射新型城市化思路的哪些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