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優勢創造了我國脫貧攻堅的獨特經驗

發表于  2019/10/17 16:30   約7分鐘

圖片來源: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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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貧困的鬥爭伴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作為長期困擾人類社會發展的顯性貧困問題,溫飽問題早已在中國的轉型中被逐步解決。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健增長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對農村發展、貧困治理的支持力度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保障了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在稅收制度上廢除了農業稅費,強化了對“三農”的反哺力度;不斷完善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障制度體係,為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構築了一道又一道保障線和安全閥。在外部市場機會方面,我國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對勞動力也提出了更多樣化的需求,農民可以自由地在全國勞動力市場擇業,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收入增加提供了機會和空間。在我國獨特的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農民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和通過代際接力方式進城的過程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避免了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出現的“貧民窟”和社會動蕩等問題。如今的中國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闊步前進。中國的反貧困成就在世界反貧困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的貧困治理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當前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背景下,中國共産黨為了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莊嚴承諾,將打贏脫貧攻堅戰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其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在世界反貧困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在這幾十年的迅速發展過程中,生産力的飛速提升、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中國貧困的性質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以溫飽為主要焦點的貧困時代已經遠去,而以發展為焦點的反貧困行動成為新時期社會治理的主要議程。

  中國的貧困治理伴隨著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新時期,隨著貧困治理任務的變化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在吸納以往反貧困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對反貧困政策進行了深度整合。以精準扶貧為代表的新時代反貧困戰略更加注重對貧困人口的精確瞄準,其核心目的在于“找到‘貧根’,對症下藥,靶向治療。”

  在貧困治理對策方面,本輪貧困治理將教育脫貧、醫療保險和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納入反貧困戰略,形成了將社會救助包含在內的大扶貧體係,進一步彌合以往社會救助與扶貧開發兩套相對獨立運行的政策係統之間的裂隙,從更深層次提升貧困治理績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精準扶貧不僅是綜合性的反貧困政策,也是解決轉型期中國社會矛盾的重要社會政策。除了上述內容,中國的貧困治理在長期的探索和實踐中還形成很多其他非常有特色的道路和經驗:

  其一,國家通過分解貧困治理任務、簽署責任狀確保將各項任務均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國務院扶貧辦作為統籌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部門,在中央領導下從國家層面推動精準扶貧政策總體方案的制定和落實。為了保障精準扶貧政策順利落地,中央政府通過政治動員等方式來強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通過東西協作扶貧的方式,讓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結成對口幫扶單位。對于貧困地區來講,不僅能夠集中較多的人力資源和政策資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事特辦、優先解決問題的權利,這些都保障了政策貫徹過程中發現的問題能夠得到及時回應,同時也便于政策靈活調整以適應復雜的基層實踐。讓先進的貧困治理理念在貧困地區落地,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通過政治體制的充分動員而變得可能,充分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

  其二,國家通過政治動員及政策組合迅速強化基層治理能力,為精準扶貧政策落地奠定基礎。國家通過廣泛動員,強化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輸入力度;通過完善駐村工作制度,動員體制內幹部下沉到基層擔任第一書記、駐村幹部等參與一線反貧困工作,從而彌補基層人力不足等問題,強化地方治理能力;通過廣泛社會動員,企業、社會組織等發揮自身優勢,參與農村反貧困。政策、資源、人力的綜合保障是精準扶貧政策落地的關鍵基礎。

  值得説明的是,由于精準扶貧工作是一項復雜而係統的反貧困工程,涉及到大量的政策解讀、多種項目制的運作以及復雜的政府部門協調,僅僅依靠過去地方治理力量很難完成,這些參與到基層扶貧的幹部承擔著政策轉換器的職能,將國家政策轉化為群眾聽得懂、執行的下去的具體辦法,與此同時也承擔著及時向上反映群眾訴求的溝通媒介作用。他們不僅在重構基層治理秩序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也為國家的反貧困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其,硬投入與軟建設均衡發展,多維並舉解決深度貧困問題。深度貧困治理作為國家扶貧戰略的重中之重,其治理績效關係到能否順利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使命。深度貧困治理作為綜合性、係統性、長期性貧困治理,需要硬投入與軟建設均衡發展。

  一方面,從硬投入層面來看,國家在統籌對貧困地區資源和人力投入等方面已出臺多項舉措,在東西部扶貧協作、中央單位定點扶貧、社會扶貧等多種扶貧方式共同努力下,深度貧困地區的人居環境、基礎設施、産業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均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扶貧成就也獲得了國內外社會的認可。

  另一方面,從軟建設層面來講,要徹底拔掉窮根,歸根結底仍然離不開農民自身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內因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只有充分激發農民的內生動力,才能真正實現造血式扶貧。在解決了硬投入問題後,軟建設是深度貧困治理的關鍵。軟建設很難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需要久久為功。軟建設不僅要關注人,也要關注文化。即如何充分發揮深度貧困地區農民的主體性,從“要我脫貧”向“我要脫貧”轉變;大力發展文化教育,解決精神貧困,阻隔貧困代際傳遞;移風易俗,改變制約社會發展的陳規陋習;引導農民在文化比較和反思中重新審視過去的生活模式與未來的發展願景。

  轉型期中國的反貧困實踐還承載著國家探索欠發達地區綜合治理、發展道路等諸多關鍵任務。制度優勢使得國家能夠有較強的能力來應對轉型期復雜社會矛盾,並且在反貧困中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經驗。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既是在解決轉型與發展所伴生的社會矛盾問題的過程,也是國家治理體係與治理架構不斷調整以適應新階段發展形勢與任務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還是反貧困道路,仍然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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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538

2019-0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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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成良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  5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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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優勢使得國家能夠有較強的能力來應對轉型期復雜社會矛盾,並且在反貧困中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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