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為何將數字化列為挑戰?

發表于  2020/01/09 06:30   約5分鐘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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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迎接2020年的新年致辭中,將數字化與氣候變遷、難民問題一起列為德國當前面臨的三大挑戰,足見數字化議題在德國政府議程中的重要性。

  過去數年,為應對數字化帶來的結構變遷,德國政府採取了一係列措施。先是在2014年制定了為期三年的數字議程(2014-2017),然後在2016年輔以《數字戰略2025》。德國在其中確立了三個核心目標,即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使人們能夠通達地參與數字生活,以及實現數字世界的信任與安全。此後,德國經濟部在2017年3月發布《數字平臺白皮書》,其中包含有關數字秩序政策的建議;2018年11月,聯邦政府又出臺《人工智能戰略》,以構建德國作為人工智能高地的區位優勢。

  從國際比較看,德國強于工業制造以及接近工業的服務業,互聯網基礎設施與數字技術的應用發展相對滯後。德國擁有推進數字化所需的人才基礎,但挑戰在于企業對于數字技術的態度偏于謹慎且投資不足,此外,創新點子的實施及其商業化也是短板。因此,盡管德國近年來在推進數字化進程上取得了一些具體進展,但德國政府仍然認為存在著巨大的行動需求,例如在建立高效、全覆蓋的寬帶網絡方面,德國仍然相當滯後。

  從默克爾的表述看,就德國而言,數字化挑戰至少包含三層意思:首先,數字化進程深刻改變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勞動生活。因此,要保障人們在數字化時代也可以擁有工作崗位,而不是被機器或機器人所取代,為此,要保障人們的教育機遇,向所有人傳授應對數字變遷的能力。現實中,德國在提出“工業4.0”戰略之後,已相繼推出“教育4.0”“勞動4.0”等舉措,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未雨綢繆,盡早對數字化的社會影響作出研判與應對。

  其次,數字化的挑戰意味著人們要有創新思維的勇氣,以及敢于嘗試新事物。德國人總體給人求穩的印象,對于新技術表現得相對審慎。德國工程院和科爾伯基金會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也表明,在認為“數字化絕大程度上會給經濟、社會和本人的生活質量帶來積極影響”方面,德國人的樂觀態度僅處于歐洲的中遊水平。因此,激發德國民眾和企業對數字技術的好奇心,而不是躺在舒適區墨守成規,也是德國社會的當務之急。

  最後,無論是前述的《數字平臺白皮書》,還是《人工智能戰略》,都反復強調了人們必須現在就認識到數字技術發展的倫理和法律界限。數字時代也需要尊重人的尊嚴,畢竟技術最終是要為人服務的,而非相反。

  數字化的挑戰,還來自德國之外。德國認為自身在人工智能、平臺經濟等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形式的發展已經落後于美國和中國,擔心這會使德國失去在傳統産業上的國際競爭優勢。比如雖然德國擁有強大的汽車工業,但它擔心在無人駕駛發展上的滯後,會使得德國未來只能是車輛供應商。有鑒于此,正如德國經濟部2019年11月發布的最終版《工業戰略2030》文件所表示的,德國想要參與構建這類“改變遊戲的技術”,並為之制定相應的標準。這不僅表明德國想要在數字技術方面贏回全球競爭力,而且,它想要奪得規則制定者的地位,而不是淪為規則接受者。

  在這個意義上,德國應對數字化挑戰的舉措是內外結合的。德國意圖用“德國方式”來塑造數字化進程,不僅在國內,也在國際上。為了在國際競爭中擴大自身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德國也在通過歐盟共同行動,由此,“德國方式”就轉化為了“歐洲方式”,其實質是要以歐洲的價值、規則與規范,來為歐洲在國際數字技術競爭中佔得先機。

  數字化進程不僅是德國或歐洲國家的挑戰,也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挑戰。德國在應對數字化變遷過程中,注重賦予每個人平等參與其中的機遇和能力,前瞻性地研判數字化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以及反思數字技術的發展界限,這些無疑對于其他國家推進數字化進程具有啟發意義。但是,意圖從“技術主權”“數據主權”論調出發,在所謂“戰略性價值鏈”搞技術封鎖,則是與德國及歐洲倡導的自由開放的數字世界主張相悖的,也無助于人類社會共同挖掘數字技術蘊藏的無限潛能。(作者鄭春榮,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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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化進程不僅是德國或歐洲國家的挑戰,也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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