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在山西的統治及農民起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為了加強對全國的統治，把自己的子孫分封在一些重要的地區為藩王。封在山西的有大同的代王朱桂、太原的晉王朱罔、潞安的審王朱摸。他們位高勢大，控制着當地的軍政實權，為非作歹，老百姓吃盡了苦頭。

　　明朝中後期，統治機構日趨腐敗，土地兼併更加嚴重，山西農民的反抗鬥爭也日益劇烈起來。1521年，陳卿領導潞安青平裏農民起義，他們殺富濟貧，以潞安為中心，迅速發展到河南的懷慶、衛輝（安陽）、相州（湯陰），震驚了明王朝。統治者急調河南、河北和山西的軍隊，採取剿撫並舉的策略，用了 5年的時間才鎮壓下去。起義失敗後，統治者在青平裏築城設縣，取名“平順”，幻想長治久安。但到明朝末年，山西又爆發了任亮、王剛領導的交城、文水、汾陽、太谷農民起義，先後堅持了十幾年。

　　明朝末年，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等和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曾三次大規模地進入山西，沉重打擊了山西封建勢力，受到山西人民的廣泛支持和響應。第一次是在1630年，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等率部由陜西轉入山西，在平陽、澤、潞、汾、沁、遼一帶破州奪縣，打擊土豪劣紳，開倉濟貧，大批農民涌入起義軍，勢力很快發展到20余萬人；第二次是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以後，親率50萬大軍，從禹門渡河入山西，兵分兩路，一路自平陽向北，攻取太原、寧武、大同，而後直抵北京，一路沿黃河北岸進軍，經邯鄲逼近京師。起義軍浩浩蕩蕩，所過州縣都設立了地方官或派將駐守；第三次是吳三桂降清，大順軍退出北京，經山西向西安轉移。李自成率軍經娘子關入山西，本準備在山西組織反攻，但由於明朝降將的反戈和地主武裝的反撲，使農民軍處於困難境地。清軍進攻山西，農民起義軍在太原、長治等地經過頑強抵抗，山西才被清軍佔領。

【洪洞大槐樹下移民】

　　元朝末年，中原戰亂頻繁，加之自然災害時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流散，遍地荒涼。而山西由於蒙古貴族察汗帖木耳、擴廓帖木耳父子利用有利地形，據守一方，戰禍較少，華北平原居民，多來山西避難，造成山西較其它地區經濟繁榮，人口昌盛的局面。歷史記載1381年河北、河南人口只有1800萬，山西就有400多萬，又多集中於晉南一帶。

　　朱元璋統一全國後，為恢復和發展經濟，實行移民屯田制度。人口稠密的平陽府便成了向外移民的重要地區。各縣被遷的農民，先集中到洪洞大槐樹周圍村莊暫住，在大槐樹處的廣濟寺辦理手續，領取憑照和路費，而後結隊踏上征途，分道遷往各地。

　　大槐樹移民活動，由明初開始，前後持續 100多年。僅在洪武年間，就從洪洞一帶遷出幾十萬人。他們有的直接分佈到冀、魯、豫、皖等省，有的間接分到川、滇、黔以及東北、內蒙等地。在移了墾荒中，國家發給耕牛、種子、土地、並蠲免三年租稅。經過移民的辛勤勞作，使原來荒涼地區的耕地面積大量增加，農業生産得到恢復和發展。同時對鞏固邊防和促進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也做出了貢獻。由於這些移民是在洪洞大槐樹下辦理的遷出手續，便把洪洞大槐樹當作自己的故鄉，至今在中國北方地區還流傳着“問我祖先何處來，山西洪洞大槐樹”的諺語。

　　當年的大槐樹早已不見，僅存的一株枯死的古槐軀幹，是原大槐樹根上滋生出的第二代。現又有一株枝葉繁茂的新槐，已經是第三代了。1921年宦游山東的洪洞人景大啟，深知中原各省移民對槐樹的思念之情，倡議集資，立碑建坊。

【明清的經濟發展】

　　明初，統治者重視發展農業，山西農業出現了繁榮景象。荒地大量開墾，僅平陽府，洪武十六年（1383年）就墾荒50萬畝。興修水利工程九十九處，超過了河南、陜西兩省的總和。由於耕作技術改進，産量提高，晉南不少地方的糧食畝産達三、四石。棉花、煙葉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也迅速擴大開來。

　　清代，從康熙開始，改變了原來野蠻的掠奪政策，採取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農業的措施，山西農業又復興起來。到乾隆中葉，耕地較清初增加了13.8萬頃，人口增加了1200余萬，一大批井渠堤堰修復新建起來，光太原府就有大小堤堰四百餘條。隨着耕作技術的改進，農作物産量有了較大提高。

　　17世紀以來，隨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山西的商品經濟也得到進一步發展。鹽、鐵、瓷器、皮革、紙張等産量增加，行銷省內外。大同、太原、介休、運城、晉城等，都成了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受工商業發展的刺激，農業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晉中、晉南種植棉花，保德州河畔多種煙葉，蒲州的柿子、安邑的葡萄，榆次的西瓜等，都成了專供市場的地方特産。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資本主義萌芽也慢慢發展起來。明朝末年，在冶鐵業中開始出現了資本義的生産關係，如潞安府苗氏的冶鐵業，雇傭 100多工人，按一定工序進行生産。清朝初年，這種資本主義和生産關係，又發展到制鹽、制鐵等生産部門。到了乾隆年間，農業中也出現租用地主大片土地，雇傭工人耕種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由於社會上需要雇傭工人數的增加，晉北陽高、晉南安邑還出現了區域性的勞力市場—“人市”。

　　但是，這些工農業中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卻受到了封建制度的束縛封建自然經濟造成的市場狹窄、封建國家的重農抑商、重稅徵收、關卡刁難、徵物派造、官吏勒索等，無論那一項都嚴重阻礙着資本主義萌芽的正常發展，如徵物派造，山西産好鐵，封建國家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徵鐵，所徵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徵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徵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 1/6，近於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封建國家列為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季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朝廷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長治、高平僅剩織機 300張，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蕩産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朝廷並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封建制度的限制、壓迫、掠奪，激起了市民的反封建半爭。1660年潞安機戶不堪朝廷和地方衙門的派造取用之苦，“焚機罷市”，引起社會廣泛同情。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朝廷不得不下令嚴禁本省濫行取用，隔省擅差私造。1711年又發生了澤州市民反對革職廉吏佟國瓏的罷市鬥爭。佟國瓏，奉天人，在澤州做知府時為官較清廉，深受民眾歡迎。後因得罪太原知府，被誣靠革職，消息傳來，市民“鳴鐘鼓罷市”，終於迫使清政府調查平反，收回成命。這次鬥爭顯示了新興市民反封建的鬥爭力量。

【聞名遐邇的山西商人】

　　山西人擅長經商，久已著稱中外。明末清初，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山西的商業資本進一步活躍起來。全國出現33處大工商業城市，山西太原、平陽、蒲州（今永濟）三處。至於擁有資本數十萬兩，乃至百萬兩以上的大商人更居北方之首。他們商號稱“西商”，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甚至遠到外蒙和俄國。在各重要的商業城鎮，都設有他們的會館或行會。

　　山西商人以行商為特點，統稱兩大邦。一為糧船邦，載運各種貨物，沿江河及海口交易；一為駱駝邦，懋遷各種物品於內外蒙古、東北、西北及俄國莫斯科，形成了中國至歐洲的國際商路，經營商品“上自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包，真有“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一派繁榮景象。

　　隨着山西商人財富的增多，金融業也發展起來。19世紀20年代産生了票號金融組織，專門經營匯兌、信貸、辦理存款放款業務，甚至代為清政府收捐稅、輸軍餉等。在山西票號中最有影響的是平遙邦、太谷邦和祁縣邦。它們在全國80多個城鎮中，建立了 400多個分號，有的還遠渡重洋，在日本、朝鮮以至印度設分號，構成四通八達的金融匯兌網，開創了中國金融匯兌的先例。所以山西票號有“匯通天下”之美稱。

　　山西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發展，不僅為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財富，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加快了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造就了一大批理財人物，為中國金融貿易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甲午戰爭之後，隨着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侵略的加深，山西商人的商業和金融貿易事業受到沉重打擊，失去壟斷地位，衰落下去。

【傑出的文化名人】

　　寫下了宏偉巨著《三國演義》的明初傑出小説家羅貫中是山西太原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和學者傅青主祖居忻州，後遷太原。

　　閻若璩（1636-1704年）字百詩，太原人，是清初傑出的考據學家。 閻若璩小時候，性情孤僻，説話口吃，思維遲純，記性不好，“讀書千遍不能熟”。15歲那年一個嚴冬深夜，他獨立床頭，沉思良久，忽覺心胸開朗，悟出勤奮出智慧的道理，立志攀登學問的高峰，他在房柱上刻下南朝大思想家、醫學家陶弘景的16字自勉：“一物不知，經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暇日”。以後他從事經史的研究，專心攻讀，終於成為一個很有成就的學者。閻若璩最大的成就是在考證學方面，他讀書不迷信古人，也不盲目崇信名流，凡事都要親自加以考證，不怕煩難，追根研源。他鑽研30餘年，著《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用嚴謹的考證方法，證明《古文尚書》是東晉人梅頤偽造的，轟動了學術界，開創了清朝之時的考據學風。由於閻若璩在學術界上造詣很深，被清廷邀請參加《大清一統治》的編寫工作，在編寫過程中，他又在歷史、地理諸方面，多所研究，開闊了視野，豐富了知識，寫了不少著作。

　　陳廷敬（1639－1712年）字子端。澤州人，清初大臣，著名的學者，是《康熙字典》的總閱官。他一生以清廉正直聞名，痛恨貪官污吏，反對腐化奢侈，嚴格保薦制度，認真整頓吏治。他還揭露了雲南巡撫王繼文貪污公款十萬兩的大案，使貪官污吏望而生畏。陳廷敬平生好學，學識淵博，著述很多。1710年他受命康熙皇帝擔任編纂《康熙字典》的總閱官，經過6年的努力，於1716年編成刊行。《康熙字典》當字47035個字，是中國漢字最豐富的一部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