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記者，尤其是十余年來持續做過一些海內外名家的長篇專訪，我自然會樸素地用到口述歷史（口述史學）的生産策略。較為明確地從學理上認知口述歷史，還是在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2009年秋天仙逝之後，我注意到唐先生1959年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師長輩的阿蘭·內文斯較早倡導和使用“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一詞，它被唐先生簡述為“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的歷史，而是口述史料”。1948年，哥大正式成立“口述歷史研究室”，唐先生在博士候選人階段即較早加入該研究室1957年正式設立的“中國口述歷史計劃”。
唐先生後來編纂的《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對改革開放後特別是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大陸的口述歷史實踐，産生了重要推動作用。
2013年春，我開始留意到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楊祥銀博士在這“一畝三分地”上的精耕細作與豐碩成果，1979年出生的他，早在1999年于吉林大學歷史係讀本科二年級時就開始接觸和研究口述歷史；2004年從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史係碩士畢業後不久，就出版了第一部專著《與歷史對話：口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1月）。2007年自香港中文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後，楊祥銀本來有機會加盟江浙地區的一些名校，但綜合權衡下還是回到故鄉，在溫州大學創立了國內高校第一個專門的口述歷史研究機構。作為1970年代末出生的學人，楊祥銀博士的踏實治學和不慕虛名，由此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新近出版的《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正是楊博士的第二部專著，它源于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研究”。在我看來，書名裏有兩個關鍵詞，“現代”對應的是內文斯1948年在哥大成立“口述歷史研究室”這一標誌性事件——其時代背景是“手寫記錄”的衰退和歷史學家們對技術侵襲導致歷史記錄重大缺漏的擔心，此前，美國學者與相關機構對口述訪談方法其實也有一些倡導與實踐。通過第一章“導論”、第二章“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起源與誕生”、第三章“精英主義、檔案實踐與美國口述史學”的細致梳理，楊博士主張“應該將口述歷史視為‘復合概念’和開放性學科”。
誕生之初，哥大口述歷史的訪談對象多以二戰將領、財閥等精英人物為主，“以填補現存文獻記錄和空白或者彌補其不足，即強調口述史學的檔案功能與史料價值。”自第31任總統胡佛以降，13任美國總統都有對應的總統圖書館與口述歷史計劃，它們較多地收集了與總統有關的口述歷史資料，再鮮明不過地體現了其精英主義特徵。當然，經過二十余年發展，這種精英主義口述歷史實踐自1960年代中期開始，已擴展成一場席卷全美的口述史學運動。
“學”是理解《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研究》的第二個關鍵詞。“口述史學在當代的發展呈現出一個相當明顯的輻射走向，它發端于20世紀中葉的美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于英國和加拿大，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逐步流行于世界各地。”楊祥銀博士跳出了將口述歷史僅僅當作歷史學一個分支的窠臼，其新著中第四、五兩章堪稱全書中最為出彩和最具學理厚重感的部分，它們分別是：美國口述史學與“新社會史轉向”，美國口述史學的理論轉向與反思。隨著1960年代以來美國新社會史思潮和一係列社會激進運動的衝擊與影響，美國的口述史學被廣泛應用于少數族裔史、女性史、勞工史、同性戀史、家庭（家族）史與社區（社群）史等領域。作者的博士論文是《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年）》，對近代醫療衛生史和新興學科如“敘事醫學”的鑽研與關注，使得楊祥銀在論述美國口述史學的“新社會史轉向”特別是它在醫學領域（如艾滋病防治與老年醫學等）的運用時，顯得較為從容。
在楊博士的界定裏，口述史學是二戰後興起的為數不多的兼具學術研究意義、社會行動議程與公共歷史價值的研究方法與學科領域。由于口述史學和人類記憶的復雜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越來越多的歐美口述史家認為，在基礎性的檔案價值之上，口述歷史更應該作為一種“文本（Text）”來理解其意義的生成與詮釋過程，所以第五章《美國口述史學的理論轉向與反思》通過“記憶轉向”、“敘事轉向”與“共用（的）權威：口述歷史關係反思”三個角度進行了深入剖析。值得注意的是，實踐性和操作性仍是口述史學的基礎性特徵，理論性視角的介入只是服務于更清晰地理解這一方法論和新興學科。
就像錄音磁帶的發明在1940年代為口述史學的正式誕生提供了技術便利一樣，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數字化革命，極大地改變了美國口述史學成果的記錄、保存、編目、索引、檢索、解釋、分享與呈現，而這正是第六章“數字化革命與美國口述史學”所要處理的內容。
當下中國，得益于定宜莊、馮驥才、陳墨、崔永元等各界實踐者和2004年成立的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這類機構的推動，口述史學的發展可謂方興未艾如火如荼——前年夏天首次在中國舉行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價值的轉變與轉變的價值：口述史中全球視野下的社會變遷”就是一個討論環節——“公共史學”的舶來概念，近年來也日益為中國公眾所熟悉——口述歷史是推進“公共史學”的一個重要手段。學成執教以來，楊祥銀博士不僅撰著了《與歷史對話：口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和《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研究》這樣的專著，主編了《口述史研究》這樣的學術集刊，還帶領學生展開基于溫州當地的口述史個案採集、研究和“溫州人口述歷史數據庫”的籌備。因此，其新著中第七章“美國口述歷史教育的興起與發展”和第八章“美國口述史學的法律與倫理問題”，對于推動本土口述史學發展、盡量少走彎路，就具有特別的鏡鑒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