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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5年起，大學生村官開始走進千萬個鄉村，這一年，北京、四川、江西、福建等18個省區市先後啟動了大學生“村官”計劃，並且出臺了針對大學生村官的激勵和保障措施，希望用這項制度給新農村建設輸送人才，另一方面緩解城市裏大學生的就業壓力，那麼，這些大學生村官給農村帶去什麼變化？他們在農村又呆不呆得住呢？
大學生村官引導農民致富有辦法
文國雲，今年25歲，是四川省威遠縣鋪子灣鎮雙嶺村黨支部副書記，每天早晨天剛亮，文國雲就騎著用150元錢買來到二手自行車，連騎帶推一個半小時，到雙嶺村去上班，而兩年前，他還是西南石油大學法學專業的一名大學生。
去年9月，文國雲經過選聘，成了鋪子灣鎮首批大學生村官之一。來到雙嶺村工作還不到一個星期，文國雲就在走訪中了解到，雙嶺村不僅路難走，而且群眾的生活也十分艱苦，全村3016人，殘疾、五保、空巢老人等困難人口就高達480人以上。
吳珍琴是村上出了名的特困戶，丈夫半身癱瘓已三年，生活不能自理，而且藥不離身，又沒有什麼副業，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負債累累，文國雲就買了一些豬肉，一些食品，但這僅僅是只能維護他暫時的生活，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文國雲為吳珍琴量身定做了一個計劃，決定讓她去養兔子。
文國雲：“我就覺得，咱們從一步一步開始，從小做起，從點滴做起。”
文國雲說，兔子是屬于多產、繁殖快的品種，一對兒小兔子在當地只賣8元錢，每只兔子可以長到10多斤重，兔子長成之後每斤可以買到7元錢，四個月的時間，吳珍琴已經養了10只兔子，目前一只兔子能有三十塊錢的利潤。
吳珍琴家小小的變化一下子讓文國雲喜出望外，他想到，全村還有上百戶向吳珍琴一樣的困難戶同樣需要幫助，于是他提出，應該設立一個幫扶基金幫助這些困難戶。
文國雲的建議得到了鋪子灣鎮政府以及村委會的肯定，大家齊心協力開始為基金捐款，鎮政府2000元，文國雲1000元，村裏的企業1000元，還有村委會以及村民的捐款，文國雲給這個基金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同心幫扶。
四川省威遠縣鋪子灣鎮雙嶺村黨支部書記告訴記者，現在總共捐款8930元，盡管錢不是很多，但是發揮的效益非常好。
為了保證幫扶基金能對困難戶真正起到作用，文國雲又制定了一個實施辦法，規定幫扶基金不以現金方式支付給幫扶對象，而是在他們購買種苗和家禽時，由工作人員與幫扶對象共同購買，其中75%從基金中支出，25%由困難戶自己支付，這樣一來不僅保證了基金的合理運用，同時，被幫扶的對象因為自己也支付了一定的費用，所以對扶持的產業更上心。
文國雲：“不是直接的拿錢，因為拿錢他也不發展產業，還有就是咱們這個基金採取定期的上門訪問，上門指導，輸血變成造血。”
“同心幫扶基金”從成立至今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除吳珍琴以外，另外一戶困難戶也得到了幫助。
文國雲說，“同心幫扶基金”目前盡管捐款不多，但卻深受村民的歡迎，現在全村又有十戶進入了第二批被幫扶的范圍。
文國雲：“主要是我覺得，我接受的一些新的觀念，能夠把我接受的一些新的想法，然後來輸入到新農村建設之中。”
大學生村官文國雲上任僅僅半年多，就用自己的熱情感染了周圍的人，就在文國雲設立同心幫扶基金，幫助身邊那些貧困村民的時候，北京的另一位大學生村官，在山溝溝裏找到了一個致富的訣竅。
胡一萍，是北京延慶縣永寧鎮西山溝村支部書記助理，2006年被選聘的北京首批大學生村官之一。胡一萍是地道的北京市人，2006年畢業于北京農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因為攀了西山溝村黨支部書記宋德富為幹姥爺，胡一萍在村裏很快成了大紅人，于是她開始挨家挨戶地走訪，沒想到卻發現了一個商機。
胡一萍：“我就發現我們村裏的特色，那就是村種葫蘆有400多年的歷史，老百姓家家都會種葫蘆。”
胡一萍冷靜下來後發現，400多年的葫蘆歷史，應該不僅僅只是用來吃的，為了徹底弄清葫蘆的作用，胡一萍回到了母校北京農學院請教老師。
胡一萍：“他們說這個葫蘆不但可以吃，最關鍵的是他是一劑藥，在《本草綱目》裏它算是一味藥，有很好的保健價值，和藥用價值。”
這個說法讓胡一萍茅塞頓開，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應該擴大葫蘆的種植面積，讓村民的葫蘆賣個好價錢，沒想到，第一個提出異議的就是幹姥爺宋德富，他擔心這葫蘆條發展農民賣不出去，怕賣不上價錢，最後受埋怨。
在幹姥爺提議下，胡一萍開始四處尋找資料，一邊寫著葫蘆的調研報告，一邊找到永寧鎮領導尋求幫助，讓胡一萍意外的是，鎮領導對葫蘆市場的發展也非常看好，雙方一拍即合。
北京延慶縣永寧鎮黨委副書記郭鐵石：“讓老百姓有一種信任，調動積極性，村幹部，也讓打消顧慮，我們對種植葫蘆的村民，每一棵葫蘆補助一塊錢。”
在永寧鎮政府的支持下，2007年，西山溝村開始了庭院經濟，擴大了葫蘆種植面積，西山溝村因此有了另一個名字葫蘆村，胡一萍也有了村民送給她的一個別名：葫蘆妹。葫蘆已經成了西山溝村的一項產業，葫蘆也從原來的十塊錢每斤，現在賣到二十塊錢每斤。
胡一萍說，西山溝村村民在自家的房前屋後和山坡上共種植18000株葫蘆，每畝葫蘆的經濟效益相當可觀。
胡一萍：“一畝玉米大體是五百塊錢，如果拋去成本的類的，但是種一畝葫蘆的話，收入大概在四千塊錢，它就要翻八番到六番，這只是純賣葫蘆條。”
在西山溝村建起的葫蘆長廊，共計300米長，這個長廊不僅可以美化村裏的環境，同時也是村裏增收的一個主要途徑，今年他們準備在荒山上再種植20畝葫蘆，並為葫蘆申請了無公害認證書。
胡一萍：“今年我們就準備再準備幫葫蘆，做上一個外衣，給它申請一個商標，讓我們的葫蘆能夠真正的走向市場。”
隨著勞動力轉移，現在不少農村變成了十八歲以下的在念書，二十歲以上的在打工，四五十歲的在留守，而這些留守的村民知識不多，很難找到致富的門路，這些大學生村官有技術、有思想，不僅引導農民致富有辦法，對農村規范日常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新點子。
記者在北京大興區北臧村鎮新立村認識了另一名大學生村官周紹爽，新立村因為交通便利，所以很多村民幹起了副業，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但是上任不久的周紹爽很快發現，村委會留底的檔案合同不僅沒有歸類，甚至隨意堆放。
出租房屋的合同幾乎就是村民們的命根子，但是周紹爽卻發現合同的格式非常不規范。周紹爽要做到第一個工作就是修改合同的樣本，把各種合同分門別類，明確了雙方的責權利。
周紹爽：“因為我學的專業是工商管理，涉及過《經濟法》然後我就是按自己所學的，再從網上其他收集資料，然後規定了這個《合同》，我希望將來我們這份《合同》能夠真正的維護我們行政村老百姓的利益。”
新立村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個體工商戶多，二是流動人口多。新立村不到2000人，但是流動人口就高達5000人，一直以來對外來人口的管理，都是最頭疼的事，特別是一旦出現了在逃人員租用了村裏的房子，那麼村民就要同樣承擔法律責任。周紹爽要做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加強所有新立村外來人員的管理。
周紹爽：“現在為了維護我們老百姓的利益，也維護這些就是我們外來人口的利益，我們都必須進行登記，包括他們的照片，基本信息他們都有的。”
從周紹爽整理的檔案，記者看到，房屋出租合同、外來人員登記材料等文件，被分成了20幾類，整整齊齊擺放在檔案櫃裏，而這些，在大學生村官來之前是根本沒有的。
周紹爽：“這樣之後我覺得村民要找什麼也方便了，而且我覺得這樣之後村裏要有什麼工作和以後的就是其他建設方面都可以有原始資料就比較全。”
大學生村官背後存在哪些隱憂？
胡一萍、周紹爽這些大學生村官在北京郊區農村幹得風風火火，今年北京市計劃再招募三千大學生村官，全市大學生村官總數將達八千六百名，實現“村村有大學生”。有人把這些大學生村官比作新時代的知識青年，不過，然而，等待這些新知青的，也絕非坦途。
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大學生報考村官的選聘考試，記者發現這次考試報名人數共計218名，而實到考試人數僅有161名，這就說明，從報名到考試這段時間，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另有選擇或者放棄了考試，其中除20幾名高職學歷的考生是北京生源的以外，其余考生全部是京外生源。
那麼為什麼有這麼大比例的京外生源的學生來報考北京村官？採訪時記者了解到，從2006年起，北京選聘的村官按照聘用制，在村裏任期3年，擔任村委會主任助理，和黨支部書記助理職務，3年期滿後，報考研究生的加10分，同時在任職2年時，為外地生源的村官解決北京市戶口，而目前北京很多用人單位在招聘崗位時，最重要的一個條件的就是必須具有京籍戶口，所以解決戶口，成了外地生源報考北京村官最重要的目標。
在能解決北京戶口的同時，任職三年的待遇也不錯，盡管不如大型國企和外企，但是相對于基層村委會其他人員，大學生村官的工資在村裏是排第一的，第一年基礎工資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年3000元，所以在能解決戶口和相對不錯的待遇下，少數學生把當村官當成了跳板，寧願到農村混上三年，然後再次進行擇業，而這一問題已經在部分基層農村顯現出來。
記者：“混三年實際上就是為了得到一些優惠待遇？”
北京市大興區北臧村鎮組織部部長：“對，他有的你比如說外地生源，他可能就是想，我表現不錯一點，沒有大毛病，我最後就把戶口轉來，然後我自己再找工作，我先把戶口先進北京，有這個想法。”
採訪時記者了解到，北京首批大學生村官任期已近兩年，按照當初的承諾，再過3個月，人事部門將為第一批外地生源的北京村官解決戶口問題，對此，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基層負責人表示，因為對中途辭職的村官沒有任何約束，所以拿到北京戶口後，將很有可能會出現大學生村官辭職、另謀高就的情況。
大學生村官背後的這些隱憂，為我們揭開了一對矛盾：我國每年的應屆畢業生總數大約為500萬人左右，加上待就業的往年畢業生，每年需要就業的大學畢業生近600萬人。然而，大學生就業的選擇主要集中在城市，這樣一來，一方面城市裏的就業已經趨于飽和，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急需大學生人才的農村又嗷嗷待哺，大學生到農村任職，是不是解決這對矛盾的最佳選擇？來聽聽專家的觀點。
蔡永飛，畢業于中央黨校，博士，長期關注“三農”問題，多次深入農村調查大學生村官現象，發表多篇大學生村官調研報告。他認為，國家相關部門出臺大學生下基層，擔任村官的政策，既有利于緩解越來越緊張的就業壓力，同時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基層鄉村人才儲備嚴重不足的問題，這一政策所產生的雙重效益十分深遠。
中央黨校博士蔡永飛：“滿足農村、新農村建設需要，滿足培養後備幹部的需要，滿足大學生就業的需要，可以說一舉多得。”
與此同時，蔡永飛也認為，這一政策中的某些細節值得商榷，例如包括解決戶口和報考研究生加分等政策方面給出的優惠，並不利于大學生村官的發展。
蔡永飛：“首先你考公務員也好，考研究生也好，這是引導他離開的一個政策措施，我們的初衷是要讓他留下來，然後這個引導他正好是讓他離開。”
除此之外，蔡永飛說，經過幾次調研發現，幾乎所有的大學生村官進村之後，都經歷了熱情、迷茫等心理變化，地方政府與大學生村官的平臺搭建後，如何發揮學生們的作用成了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
蔡永飛：“沒事做那在辦公室呆著怎麼辦，那你掃地、擦桌子，打電話做個記錄，這樣有很多大學生到這個地方來，因為無所事事，他才寂寞、他才難受，沒有事情可做。”
蔡永飛表示，事實上出現這一現象主要反應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選聘大學生村官的農村趕時髦，別人要大學生村官，我也要，要來之後又不知道安排他們做什麼；二是我們的大學生村官大多數都是剛剛走向社會的學生，應該學會在新農村建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蔡永飛結合自己的調研，給出了一個建議。
蔡永飛：“我個人特別欣賞河南省的做法，就是給他們創業發展，給他們做示、做成事、這樣一個一個空間、一個舞臺，讓他們去真正把自己的這種智慧、力量、能力、跟這個農村發展結合起來。”
觀察：讓大學生村官成為農村的一員
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來到了農村，他們不但成為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帶頭人，還為自己開辟出了一個個人發展的新空間。他們為農村帶來了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和新技術，而農村開闊了他們的思路、視野，也成就了他們的事業和夢想。同樣的空間和舞臺，當它出現了不同的表演者之後，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讓大學生去帶領農村致富，讓農村改變大學生的視野和觀念。“大學生村官”是一種新現象，更是一種新思潮；它不僅代表著中央的號召，更代表著時代的潮流。但是“大學生村官”面臨著太多的考驗，首先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之間面臨著衝突，需要他們理性地對待；更重要的是，必須使“大學生村官”意識到，他們不是來支援農村建設的，而是深入農村、成為這裏的一員，與當地共同成長、共同發展的。只有具備了這樣的理念，他們在農村的工作才會更順利也更有效率。
套用毛主席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對于大學生來說，新農村建設就是他們的廣闊天地；對于各級政府部門來說，也需要為大學生到農村工作、大有作為創造理想、和諧的工作環境。如果這兩方面能夠得到良性互動，不但能推動新農村的建設、為農村發展提供一條新的出路，也可以成為解決大學生就業壓力的一種新思路。(周人傑
王亞丹) |